所謂自傳也者
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
我的夢，我的青春！──自傳之二
書塾與學堂──自傳之三
水樣的春愁──自傳之四
遠一程，再遠一程──自傳之五
孤獨者──自傳之六
大風圈外──自傳之七
海上──自傳之八
雪夜──自傳之一章
懷魯迅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
回憶魯迅
志摩在回憶裡
懷四十歲的志摩
光慈的晚年
敬悼許地山先生

《郁達夫自傳》

作者：郁達夫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www.m9981.com

所謂自傳也者

　　自傳的樣式，實在多不過。上自奧古斯丁的主呀上帝呀的叫喚祈禱，以至「實際與虛構」的詩人的生涯，與夫盧騷的那半狂式的己身醜惡的暴露等等，越變越奇，越來越有趣味；這原因，大約是為了作者生活思想的豐富，故而隨便寫來，都成妙語。像我這樣的一個不要之人，無能之輩，即使翻盡了千百部古人的自傳，抄滿了許許多他人的言行，也決沒有一部可以使人滿足的自傳，寫得出來的。況且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訴，說像某某那樣頹廢、下流、惡劣的作家，應該禁絕他的全書，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說，方能免掉洪水猛獸的橫行中國，方能實行新生活以圖自強。照此說來，則東北四省的淪亡，貪官污吏的輩出，天災人禍的交來，似乎都是區區的幾篇無聊的小說之所致。這種論調的心理，雖然有齊格門特，弗洛衣特在那裡分析，但我的作品的應該抹殺，應該封禁，或許也是當這實行新生活，復興民族的國難時期中所必急的先務。

　　因此，近年來，決意不想寫小說了；只怕一捏起筆來，就要寫出下流、惡劣的事跡，而揭破許多閨閣小姊，學者夫人們的粉臉。況且，年齡也將近四十了，理想，空想，幻想，一切皆無；在世上活了四十年，看了四十年的結果，只覺得人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富貴榮華，名譽美貌，衣飾犬馬，學問文章等等，也不過這麼一回事。姊姊妹妹，花呀月呀，原覺得肉麻；世界社會，人類同胞等等，又何嘗不是耶穌三等傳教師的口吻？若是要寫的話，我只想寫些養雞養羊秘訣，或釣魚做菜新法之類的書，以利同胞而收版稅。可是對於這些的專門學問與實際經驗，卻比上大學講堂去胡說兩個鐘頭，還要貓虎不得，自省的結果，自然也不敢輕易去操觚。可是，生在這世上，身外的萬事，原都可以簡去，但身內的一個胃，卻怎麼也簡略不得。要吃飯，在我，就只好寫寫，此外的技能是沒有的。於是乎，在去年今年的兩年之間，只寫下了些毫無系統，不干人事的遊記。但據那位女作家說，似乎我寫遊記，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連遊記都不寫了。

　　恰巧有一家書鋪，自從去年春天說起，說到現在，要我寫一部自傳。我的寫不出有聲有色的自傳來的話，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明知其寫不好（我到現在為止，絕沒有寫過一篇「我生於何日何時何地」等的自傳，但我也不大用過他人的事情來做我寫作的材料）而硬要來寫者，原因卻有兩種：（一）四十歲前後，似乎是人生的一個小段落；你若不信，我就可以舉出兩位同時代者來做榜樣，胡適之氏有四十自述的傳，林語堂氏有四十自敘的詩。（二）書店給我的定洋已花去了，若寫不出來就非追還不可。

　　雖然專寫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來，似乎也是一罪，但判決還沒有被執行以先，自己的生活，總還得由自己來維持，天高地厚，倒也顧不了許多。

　　自傳本來是用不著冠以一篇自敘的，可是，為使像一冊書的樣子，為增加一點字數之故；我在這裡又只好犯下了這宗曠古未有的大罪；是為敘。

　　　　一九三四年十月

　　　　（原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人間世》半月刊第十六期）

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時」，這是因為近年來時運不佳，東奔西走，往往斷炊，室人於絕望之餘，替我去批來的命單上的八字。開口就說年庚，倘被精神異狀的有些女作家看見，難免得又是一頓痛罵，說：「你這醜小子，你也想學起張君瑞來了麼？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並不是在求愛，不過想大書特書地說一聲，在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一齣結構並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劇出生了。

　　光緒的二十二年（西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國正和日本戰敗後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裡下罪己詔，辦官書局，修鐵路，講時務，和各國締訂條約。東方的睡獅，受了這當頭的一棒，似乎要醒轉來了；可是在酣夢的中間，消化不良的內臟，早已發生了腐潰，任你是如何的國手，也有點兒不容易下藥的徵兆，卻久已流佈在上下各地的施設之中。敗戰後的國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國民，當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經質的。

　　兒時的回憶，誰也在說，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憶，卻儘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經驗到的最初的感覺，便是飢餓；對於飢餓的恐怖，到現在還在緊逼著我。

　　生到了末子，大約母體總也已經是虧損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當然的事情。而一個小縣城裡的書香世家，在洪楊之後，不曾發跡過的一家破落鄉紳的家裡，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細事。

　　四十年前的中國國民經濟，比到現在，雖然也並不見得凋敝，但當時的物質享樂，卻大家都在壓制，壓制得比英國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時代還要嚴刻。所以在一家小縣城裡的中產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許的罪惡，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婦上場，親自去做的。像這樣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親，而又餵乳不能按時，雜食不加限制，養出來的小孩，哪裡能夠強健？我還長不到十二個月，就因營養的不良患起腸胃病來了。一病年餘，由衰弱而發熱，由發熱而痙攣；家中上下，竟被一條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盡，到了我出生後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親也因此以病而死；在這裡總算是悲劇的序幕結束了，此後便只是孤兒寡婦的正劇的上場。

　　幾日西北風一颳，天上的鱗雲，都被吹掃到東海裡去了。太陽雖則消失了幾分熱力，但一碧的長天，卻開大了笑口。富春江兩岸的烏柏樹、槭樹、楓樹，振脫了許多病葉，顯出了更疏勻更紅艷的秋收後的濃妝；稻田割起了之後的那一種和平的氣象，那一種潔淨沉寂，歡欣乾燥的農村氣象，就是立在縣城這面的江上，遠遠望去，也感覺得出來。那一條流繞在縣城東南的大江裡，雖因無潮而殺了水勢，比起春夏時候的水量來，要淺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卻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見浮在水面上的鴨嘴的斑紋。從上江開下來的運貨船隻，這時候特別的多，風帆也格外的飽；狹長的白點，水面上一條，水底下一條，似飛雲也似白象，以青紅的山，深藍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閒地無聲地在江面上滑走。水邊上在那裡看船行，摸魚蝦，採被水沖洗得很光潔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們，都拖著了小小的影子，在這一個午飯之前的幾刻鐘裡，鼓動他們的四肢，竭盡他們的氣力。

　　離南門碼頭不遠的一塊水邊大石條上，這時候也坐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孩，頭上養著了一圈羅漢髮，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陽裡張著眼望江中間來往的帆檣。就在他的前面，在貼近水際的一塊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歲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樣的女子，跪著在那裡淘米洗菜。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來和其他的同年輩的小孩們去同玩，也不願意說話似地只沉默著在看遠處。等那女子洗完菜後，站起來要走，她才笑著問了他一聲說：「你肚皮餓了沒有？」他一邊在石條上立起，預備著走，一邊還在凝視著遠處默默地搖了搖頭。倒是這女子，看得他有點可憐起來了，就走近去握著了他的小手，彎腰輕輕地向他耳邊說：「你在惦記著你的娘麼？她是明後天就快回來了！」這小孩才回轉了頭，仰起來向她露了一臉很悲涼很寂寞的苦笑。

　　這相差十歲左右，看去又像姊弟又像主僕的兩個人，慢慢走上了碼頭，走進了城垛；沿城向西走了一段，便在一條南向大江的小弄裡走進去了。他們的住宅，就在這條小弄中的一條支弄裡頭，是一間舊式三開間的樓房。大門內的大院子裡，長著些雜色的花木，也有幾隻大金魚缸沿牆擺在那裡。時間將近正午了，太陽從院子裡曬上了向南的階簷。這小孩一進大門，就跑步走到了正中的那間廳上，向坐在上面唸經的一位五六十歲的老婆婆問說：

　　「奶奶，娘就快回來了麼？翠花說，不是明天，後天總可以回來的，是真的麼？」

　　老婆婆仍在繼續著唸經，並不開口說話，只把頭點了兩點。小孩子似乎是滿足了，歪了頭向他祖母的扁嘴看了一忽，看看這一篇她在唸著的經正還沒有到一段落，祖母的開口說話，是還有幾分鐘好等的樣子，他就又跑入廚下，去和翠花作伴去了。

　　午飯吃後，祖母仍在唸她的經，翠花在廚下收拾食器；隨時有幾聲洗鍋子潑水碗相擊的聲音傳過來外，這座三開間的大樓和大樓外的大院子裡，靜得同在墳墓裡一樣。太陽曬滿了東面的半個院子，有幾匹寒蜂和耐得起冷的蠅子，在花木裡微鳴蠢動。靠階簷的一間南房內，也照進了太陽光，那小孩只靜悄悄地在一張鋪著被的藤榻上坐著，翻看幾本劉永福鎮台灣，日本蠻子樺山總督被擒的石印小畫本。

　　等翠花收拾完畢，一盆衣服洗好，想叫了他再一道的上江邊去敲濯的時候，他卻早在藤榻的被上，和衣睡著了。

　　這是我所記得的兒時生活。兩位哥哥，因為年紀和我差得太遠，早就上離家很遠的書塾去唸書了，所以沒有一道玩的可能。守了數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將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記憶以來，總只看見她在動著那張沒有牙齒的扁嘴唸佛唸經。自父親死後，母親要身兼父職了，入秋以後，老是不在家裡；上鄉間去收租穀是她，將穀托人去磨成米也是她，雇了船，連柴帶米，一道運回城裡來也是她。

　　在我這孤獨的童年裡，日日和我在一處，有時候也講些故事給我聽，有時候也因我脾氣的古怪而和我鬧，可是結果終究是非常痛愛我的，卻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她上我們家裡來的時候，年紀正小得很，聽母親說，那時候連她的大小便，吃飯穿衣，都還要大人來侍候她的。父親死後，兩位哥哥要上學去，母親要帶了長工到鄉下去料理一切，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賴著當時只有十幾歲的她一雙手。

　　只有孤兒寡婦的人家，受鄰居親戚們的一點欺凌，是免不了的；凡我們家裡的田地被盜賣了，堆在鄉下的租穀等被竊去了，或祖墳山的墳樹被砍了的時候，母親去爭奪不轉來，最後的出氣，就只是在父親像前的一場痛哭。母親哭了，我是當然也只有哭，而將我抱入懷裡，時用柔和的話來慰撫我的翠花，總也要淚流得滿面，恨死了那些無賴的親戚、鄰居。

　　我記得有一次，也是將近吃中飯的時候了，母親不在家，祖母在廳上唸佛，我一個人從花壇邊的石階上，站了起來，在看大缸裡的金魚。太陽光漏過了院子裡的樹葉，一絲一絲的射進了水，照得缸裡的水藻與游動的金魚，和平時完全變了樣子。我於驚歎之餘，就伸手到了缸裡，想將一絲一絲的日光捉起，看它一個痛快。上半身用力過猛，兩隻腳浮起來了，心裡一慌，頭部胸部就顛倒浸入到了缸裡的水藻之中。我想叫，但叫不出聲來，將身體掙扎了半天，以後就沒有了知覺。等我從夢裡醒轉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一睜開眼，我只看見兩眼哭得紅腫的翠花的臉伏在我的臉上。我叫了一聲「翠花！」她帶著鼻音，輕輕的問我：「你看見我了麼？你看得見我了麼？要不要水喝？」我只覺得身上頭上像有火在燒，叫她快點把蓋在那裡的棉被掀開。她又輕輕的止住我說：「不，不，野貓要來的！」我舉目向煤油燈下一看，眼睛裡起了花，一個一個的物體黑影，都變了相，真以為是身入了野貓的世界，就嘩的一聲大哭了起來。祖母、母親，聽見了我的哭聲，也趕到房裡來了，我只聽見母親吩咐翠花說：「你去吃夜飯去，阿官由我來陪他！」

　　翠花後來嫁給了一位我小學裡的先生去做填房，生了兒女，做了主母。現在也已經有了白髮，成了寡婦了。前幾年，我回家去，看見她剛從鄉下挑了一擔老玉米之類的土產來我們家裡探望我的老母。和她已經有二十幾年不見了，她突然看見了我，先笑了一陣，後來就哭了起來。我問她的兒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沒有和她一起進城來玩，她一邊擦著眼淚，一邊還向布裙袋裡摸出了一個烤白芋來給我吃。我笑著接過來了，邊上的人也大家笑了起來，大約我在她的眼裡，總還只是五六歲的一個孤獨的孩子。

我的夢，我的青春！──自傳之二

　　不曉得是在哪一本俄國作家的作品裡，曾經看到過一段寫一個小村落的文字，他說：「譬如有許多紙折起來的房子，擺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風一吹，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飛落到了谷裡，緊擠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條富春江繞著，東西北的三面儘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陽縣城，也的確可以借了這一段文字來形容。

　　雖則是一個行政中心的縣城，可是人家不滿三千，商店不過百數；一般居民，全不曉得做什麼手工業，或其他新式的生產事業，所靠以度日的，有幾家自然是祖遺的一點田產，有幾家則專以小房子出租，在吃兩元三元一月的租金；而大多數的百姓，卻還是既無恆產，又無恆業，沒有目的，沒有計劃，只同蟑螂似地在那裡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這些蟑螂的密集之區，總不外乎兩處地方：一處是三個銅子一碗的茶店，一處是六個銅子一碗的小酒館。他們在那裡從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門的時候；討論柴米油鹽的價格，傳播東鄰西舍的新聞，為了一點不相干的細事，譬如說罷，甲以為李德泰的煤油只賣三個銅子一提，乙以為是五個銅子兩提的話，雙方就會得爭論起來；此外的人，也馬上分成甲黨或乙黨提出證據，互相論辯；弄到後來，也許相打起來，打得頭破血流，還不能夠解決。

　　因此，在這麼小的一個縣城裡，茶店酒館，竟也有五六十家之多；於是大部分的蟑螂，就家裡可以不備面盆手巾，桌椅板凳，飯鍋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過去了。離我們家裡不遠的大江邊上，就有這樣的兩處蟑螂之窟。

　　在我們的左面，住有一家砍砍柴，賣賣菜，人家死人或娶親，去幫幫忙跑跑腿的人家。他們的一族，男女老小的人數很多很多，而住的那一間屋，卻只比牛欄馬槽大了一點。他們家裡的頂小的一位苗裔年紀比我大一歲，名字叫阿千，冬天穿的是同傘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著的；因而皮膚黝黑，臂膀粗大，臉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後，只洗了一次的樣子。他雖只比我大了一歲，但是跟了他們屋裡的大人，茶店酒館日日去上，婚喪的人家，也老在進出；打起架吵起嘴來，尤其勇猛。我每天見他從我們的門口走過，心裡老在羨慕，以為他又上茶店酒館去了，我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同他一樣的和大人去夾在一道呢！而他的出去和回來，不管是在清早或深夜，我總沒有一次不注意到的，因為他的喉音很大，有時候一邊走著，一邊在絕叫著和大人談天，若只他一個人的時候哩，總在嚕囌地唱戲。

　　當一天的工作完了，他跟了他們家裡的大人，一道上酒店去的時候，看見我欣羨地立在門口，他原也曾邀約過我；但一則怕母親要罵，二則膽子終於太小，經不起那些大人的盤問笑說，我總是微笑著搖搖頭，就跑進屋裡去躲開了，為的是上茶酒店去的誘惑性，實在強不過。

　　有一個春天的早晨，母親上父親的墳頭去掃墓去了，祖母也一侵早上了一座遠在三四里路外的廟裡去唸佛。翠花在灶下收拾早餐的碗筷，我只一個人立在門口，看有淡雲浮著的青天。忽而阿千唱著戲，背著鉤刀和小扁擔繩索之類，從他的家裡出來，看了我的那種沒精打采的神氣，他就立了下來和我談天，並且說：

　　「鸛山後面的盤龍山上，映山紅開得多著哩；並且還有烏米飯（是一種小黑果子），彤管子（也是一種刺果），刺莓等等，你跟了我來罷，我可以採一大堆給你。你們奶奶，不也在北面山腳下的真覺寺裡唸佛麼？等我砍好了柴，我就可以送你上寺裡去吃飯去。」

　　阿千本來是我所崇拜的英雄，而這一回又只有他一個人去砍柴，天氣那麼的好，今天侵早祖母出去唸佛的時候，我本是嚷著要同去的，但她因為怕我走不動，就把我留下了。現在一聽到了這一個提議，自然是心裡急跳了起來，兩隻腳便也很輕鬆地跟他出發了，並且還只怕翠花要出來阻撓，跑路跑得比平時只有得快些。出了弄堂，向東沿著江，一口氣跑出了縣城之後，天地寬廣起來了，我的對於這一次冒險的驚懼之心就馬上被大自然的威力所壓倒。這樣問問，那樣談談，阿千真像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辭典；而到盤龍山腳去的一段野路，便成了我最初學自然科學的模範小課本。

　　麥已經長得有好幾尺高了，麥田裡的桑樹，也都發出了絨樣的葉芽。晴天裡舒叔叔的一聲飛鳴過去的，是老鷹在覓食；樹枝頭吱吱喳喳，似在打架又像是在談天的，大半是麻雀之類；遠處的竹林叢裡，既有抑揚，又帶餘韻，在那裡歌唱的，才是深山的畫眉。

　　上山的路旁，一拳一拳像小孩子的拳頭似的小草，長得很多；拳的左右上下，滿長著了些絳黃的絨毛，彷彿是野生的蟲類，我起初看了，只在害怕，走路的時候，若遇到一叢，總要繞一個彎，讓開它們，但阿千卻笑起來了，他說：

　　「這是薇蕨，摘了去，把下面的粗幹切了，炒起來吃，味道是很好的哩！」

　　漸走漸高了，山上的青紅雜色，迷亂了我的眼目。日光直射在山坡上，從草木泥土裡蒸發出來的一種氣息，使我呼吸感到了困難；阿千也走得熱起來了，把他的一件破裌襖一脫，丟向了地下。教我在一塊大石上坐下息著，他一個人穿了一件小衫唱著戲去砍柴採野果去了；我回身立在石上，向大江一看，又深深地深深地得到了一種新的驚異。

　　這世界真大呀！那寬廣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隻，究竟是從哪裡來，上哪裡去的呢？

　　我一個人立在半山的大石上，近看看有一層陽炎在顫動著的綠野桑田，遠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漸聽得阿千的唱戲聲音幽下去遠下去了，心裡就莫名其妙的起了一種渴望與愁思。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大起來呢？我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到這像在天邊似的遠處去呢？到了天邊，那麼我的家呢？我的家裡的人呢？同時感到了對遠處的遙念與對鄉井的離愁，眼角裡便自然而然地湧出了熱淚。到後來，腦子也昏亂了，眼睛也模糊了，我只呆呆的立在那塊大石上的太陽裡做幻夢。我夢見有一隻揩擦得很潔淨的船，船上面張著了一面很大很飽滿的白帆，我的祖母母親翠花阿千等都在船上，吃著東西，唱著戲，順流下去，到了一處不相識的地方。我又夢見城裡的茶店酒館，都搬上山來了，我和阿千便在這山上的酒館裡大喝大嚷，旁邊的許多大人，都在那裡驚奇仰視。

　　這一種接連不斷的白日之夢，不知做了多少時候，阿千卻背了一捆小小的草柴，和一包刺莓映山紅烏米飯之類的野果，回到我立在那裡的大石邊來了；他脫下了小衫，光著了脊肋，那些果就係包在他的小衫裡面的。

　　他提議說，時候不早了，他還要砍一捆柴，且讓我們吃著野果，先從山腰走向後山去罷，因為前山的草柴，已經被人砍完，第二捆不容易採刮攏來了。

　　慢慢地走到了山後，山下的那個真覺寺的鐘鼓聲音，早就從春空裡傳送到了我們的耳邊，並且一條青煙，也剛從寺後的廚房裡透出了屋頂。向寺裡看了一眼，阿千就放下了那捆柴，對我說：

　　「他們在燒中飯了，大約離吃飯的時候也不很遠，我還是先送你到寺裡去罷！」

　　我們到了寺裡，祖母和許多同伴者的唸佛婆婆，都張大了眼睛，驚異了起來。阿千走後，她們就開始問我這一次冒險的經過，我也感到了一種得意，將如何出城，如何和阿千上山採集野果的情形，說得格外的詳細。後來坐上桌去吃飯的時候，有一位老婆婆問我：「你大了，打算去做些什麼？」我就毫不遲疑地回答她說：「我願意去砍柴！」

　　故鄉的茶店酒館，到現在還在風行熱鬧，而這一位茶店酒館裡的小英雄，初次帶我上山去冒險的阿千，卻在一年漲大水的時候，喝醉了酒，淹死了。他們的家族，也一個個地死的死，散的散，現在沒有生存者了；他們的那一座牛欄似的房屋，已經換過了兩三個主人。時間是不饒人的，盛衰起滅也絕對地無常的：阿千之死，同時也帶去了我的夢，我的青春！

書塾與學堂──自傳之三

　　從前我們學英文的時候，中國自己還沒有教科書，用的是一冊英國人編了預備給印度人讀的同納氏文法是一路的讀本。這讀本裡，有一篇說中國人讀書的故事。插畫中畫著一位年老背曲拿煙管戴眼鏡拖辮子的老先生坐在那裡聽學生背書，立在這先生前面背書的，也是一位拖著長辮的小後生。不曉為什麼原因，這一課的故事，給我印象特別的深，到現在我還約略諳誦得出來。裡面曾說到中國人讀書的奇習，說：「他們無論讀書背書時，總要把身體東搖西掃，搖動得像一個自鳴鐘的擺。」這一種讀書背書時搖擺身體的作用與快樂，大約是沒有在從前的中國書塾裡讀過書的人所永不能瞭解的。

　　我的初上書塾去唸書的年齡，卻說不清楚了，大約總在七八歲的樣子；只記得有一年冬天的深夜，在燒年紙的時候，我已經有點朦朧想睡了，盡在擦眼睛，打呵欠，忽而門外來了一位提著燈籠的老先生，說是來替我開筆的。我跟著他上了香，對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禮；立起來就在香案前面的一張桌上寫了一張上大人的紅字，唸了四句「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經》。第二年的春天，我就夾著綠布書包，拖著紅絲小辮，搖擺著身體，成了那冊英文讀本裡的小學生的樣子了。

　　經過了三十餘年的歲月，把當時的苦痛，一層層地摩擦乾淨，現在回想起來，這書塾裡的生活，實在是快活得很。因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緣故，可以助消化，健身體的運動，自然只有身體的死勁搖擺與放大喉嚨的高叫了。大小便，是學生們監禁中暫時的解放，故而廁所就變作了樂園。我們同學中間的一位最淘氣的，是學官陳老師的兒子，名叫陳方；書塾就係附設在學宮裡面的。陳方每天早晨，總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後來弄得先生沒法，就設下了一枝令籤，凡須出塾上廁所的人，一定要持籤而出；於是兩人同去，在廁所裡搗鬼的弊端革去了，但這令籤的爭奪，又成了一般學生們的唯一的娛樂。

　　陳方比我大四歲，是書塾裡的頭腦；像春香鬧學似的把戲，總是由他發起，由許多蝦兵蟹將來演出的，因而先生的撻伐，也以落在他一個人的頭上者居多。不過同學中間的有幾位狡猾的人，委過於他，使他冤枉被打的事情也著實不少；他明知道辯不清的，每次替人受過之後，總只張大了兩眼，滴落幾滴大淚點，摸摸頭上的痛處就了事。我後來進了當時由書院改建的新式的學堂，而陳方也因他父親的去職而他遷，一直到現在，還不曾和他有第二次見面的機會；這機會大約是永也不會再來了，因為國共分家的當日，在香港彷彿曾聽見人說起過他，說他的那一種慘死的樣子，簡直和杜格納夫所描寫的盧亭，完全是一樣。

　　由書塾而到學堂！這一個轉變，在當時的我的心裡，比從天上飛到地上，還要來得大而且奇。其中的最奇之處，是我一個人，在全校的學生當中，身體年齡，都屬最小的一點。

　　當時的學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驚異的目標。將書院的舊考棚撤去了幾排，一間像鳥籠似的中國式洋房造成功的時候，甚至離城有五六十里路遠的鄉下人，都成群結隊，帶了飯包雨傘，走進城來擠看新鮮。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學堂」的三個字，成了茶店酒館，鄉村城市裡的談話的中心；而穿著奇形怪狀的黑斜紋布制服的學堂生，似乎都是萬能的張天師，人家也在側目而視，自家也在暗鳴得意。

　　一縣裡唯一的這縣立高等小學堂的堂長，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進進出出，用的是藍呢小轎；知縣請客，總少不了他。每月第四個禮拜六下午作文課的時候，縣官若來監課，學生們特別有兩個肉饅頭好吃；有些住在離城十餘里的鄉下的學生，於文課作完後回家的包裹裡，往往將這兩個肉饅頭包得好好，帶回鄉下去送給鄰里尊長，並非想學潁考叔的純孝，卻因為這肉饅頭是學堂裡的東西，而又出於知縣官之所賜，吃了是可以驅邪啟智的。

　　實際上我的那一班學堂裡的同學，確有幾位是講過學的秀才，年齡都在三十左右；他們穿起制服來，因為背形微駝，樣子有點不大雅觀，但穿了袍子馬褂，搖搖擺擺走回鄉下去的態度，卻另有著一種堂皇嚴肅的威儀。

　　初進縣立高等小學堂的那一年年底，因為我的平均成績，超出了八十分以上，突然受了堂長和知縣的提拔，令我和四位其他的同學跳過了一班，升入了高兩年的級裡；這一件極平常的事情，在縣城裡居然也聳動了視聽，而在我們的家庭裡，卻引起了一場很不小的風波。

　　是第二年春天開學的時候了，我們的那位寡母，辛辛苦苦，調集了幾塊大洋的學費書籍費繳進學堂去後，我向她又提出了一個無理的要求，硬要她去為我買一雙皮鞋來穿。在當時的我的無邪的眼裡，覺得在制服下穿上一雙皮鞋，挺胸伸腳，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榮的事情；跳過了一班，升進了一級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夠壓服許多比我大一半年齡的同學的心。為湊集學費之類，已經羅掘得精光的我那位母親，自然是再也沒有兩塊大洋的餘錢替我去買皮鞋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帶著了我，上大街上的洋廣貨店裡去賒去；當時的皮鞋，是由上海運來，在洋廣貨店裡寄售的。

　　一家，兩家，三家，我跟了母親，從下街走起，一直走到了上街盡處的那一家隆興字號。店裡的人，看我們進去，先都非常客氣，摸摸我的頭，一雙一雙的皮鞋拿出來替我試腳；但一聽到了要賒欠的時候，卻同樣地都白了眼，作一臉苦笑，說要去問賬房先生的。而各個賬房先生，又都一樣地板起了臉，放大了喉嚨，說是賒欠不來。到了最後那一家隆興裡，慘遭拒絕賒欠的一瞬間，母親非但漲紅了臉，我看見她的眼睛，也有點紅起來了。不得已只好默默地旋轉了身，走出了店；我也並無言語，跟在她的後面走回家來。到了家裡，她先掀著鼻涕，上樓去了半天；後來終於帶了一大包衣服，走下樓來了。我曉得她是將從後門走出，上當鋪去以衣服抵押現錢的；這時候，我心酸極了，哭著喊著，趕上了後門邊把她拖住，就絕命的叫說：

　　「娘，娘！您別去罷！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惡的店家！」

　　我拖住了她跪向了地下，她也嗚嗚地放聲哭了起來。兩人的對泣，驚動了四鄰，大家都以為是我得罪了母親，走攏來相勸。我愈聽愈覺得悲哀，母親也愈哭愈是利害，結果還是我重賠了不是，由間壁的大伯伯帶走，走上了他們的家裡。

　　自從這一次的風波以後，我非但皮鞋不著，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拚命的讀書，拚命的和同學中的貧苦者相往來，對有錢的人，經商的人仇視等，也是從這時候而起的。當時雖還只有十一二歲的我，經了這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樣子來了，直到現在，覺得這一種怪癖的性格，還是改不轉來。

　　到了我十三歲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緒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這富陽縣裡，也來了哀詔，發生了許多議論。熊成基的安徽起義，無知幼弱的溥儀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種族的歧異等等，都從幾位看報的教員的口裡，傳入了我們的耳朵。而對於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國文教員拿給我們看的報紙上的一張青年軍官的半身肖像。他說，這一位革命義士，在哈爾濱被捕，在吉林被滿清的大員及漢族的賣國奴等生生地殺掉了；我們要復仇，我們要努力用功。所謂種族，所謂革命，所謂國家等等的概念，到這時候，才隱約地在我腦裡生了一點兒根。

水樣的春愁──自傳之四

　　洋學堂裡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拉的英文。現在回想起來，雖不免有點覺得好笑，但在當時，雜在各年長的同學當中，和他們一樣地曲著背，聳著肩，搖擺著身體，用了讀《古文辭類纂》的腔調，高聲朗誦著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卻真是一點兒含糊苟且之處都沒有的。初學會寫字母之後，大家所急於想一試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國寫法；於是教英文的先生，在課餘之暇就又多了一門專為學生拼英文名字的工作。有幾位想走捷徑的同學，並且還去問過先生，外國百家姓和外國三字經有沒有得買的？先生笑著回答說，外國百家姓和三字經，就只有你們在讀的那一本潑刺馬的時候，同學們於失望之餘，反更是皮哀排，皮衣啤地叫得起勁。當然是不用說的，學英文還沒有到一個禮拜，幾本當教科書用的《十三經註疏》，《御批通鑒輯覽》的黃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筆題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又進一步，便是用了異樣的發音，操英文說著「你是一隻狗」，「我是你的父親」之類的話，大家互討便宜的混戰；而實際上，有幾位鄉下的同學，卻已經真的是兩三個小孩子的父親了。

　　因為一班之中，我的年齡算最小，所以自修室裡，當監課的先生走後，另外的同學們在密語著哄笑著的關於男女的問題，我簡直一點兒也感不到興趣。從性知識發育落後的一點上說，我確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一個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習於孤獨，困於家境的結果，怕羞的心，畏縮的性，更使我的膽量，變得異常的小。在課堂上，坐在我左邊的一位同學，年紀只比我大了一歲，他家裡有幾位相貌長得和他一樣美的姊妹，並且住得也和學堂很近很近。因此，在校裡，他就是被同學們苦纏得最利害的一個；而禮拜天或假日，他的家裡，就成了同學們的聚集的地方。當課餘之暇，或放假期裡，他原也懇切地邀過我幾次，邀我上他家裡去玩去；但形穢之感，終於把我的嚮往之心壓住，曾有好幾次想決心跟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們的門口，卻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的財富和姊妹，不但在學堂裡博得了絕大的聲勢，就是在我們那小小的縣城裡，也贏得了一般的好譽。而尤其使我羨慕的，是他的那一種對同我們是同年輩的異性們的周旋才略，當時我們縣城裡的幾位相貌比較艷麗一點的女性，個個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實在真膽大，真會取巧。

　　當時同我們是同年輩的女性，裝飾入時，態度豁達，為大家所稱道的，有三個。一個是一位在上海開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趙某的侄女；她住得和我最近。還有兩個，也是比較富有的中產人家的女兒，在交通不便的當時，已經各跟了她們家裡的親戚，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她們倆，卻都是我那位同學的鄰居。這三個女性的門前，當傍晚的時候，或月明的中夜，老有一個一個的黑影在徘徊；這些黑影的當中，有不少卻是我們的同學。因為每到禮拜一的早晨，沒有上課之先，我老聽見有同學們在操場上笑說在一道，並且時時還高聲地用著英文作了隱語，如「我看見她了！」「我聽見她在讀書」之類。而無論在什麼地方於什麼時候的凡關於這一類的談話的中心人物，總是課堂上坐在我的右邊，年齡只比我大一歲的那一位天之驕子。

　　趙家的那位少女，皮色實在細白不過，臉形是瓜子臉；更因為她家裡有了幾個錢，而又時常上上海她叔父那裡去走動的緣故，衣服式樣的新異，自然可以不必說，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類，也都是當時未開通的我們所不曾見過的。她的家裡，只有一位寡母和一個年輕的女僕，而住的房子卻很大很大。門前是一排柳樹，柳樹下還雜種著些鮮花；對面的一帶紅牆，是學宮的泮水圍牆，泮池上的大樹，枝葉垂到了牆外，紅綠便映成著一色。當濃春將過，首夏初來的春三四月，腳踏著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樹影，手捉著撲面飛舞的楊花，到這一條路上去走走，就是沒有什麼另外的奢望，也很有點像夢裡的遊行，更何況樓頭窗裡，時常會有那一張少女的粉臉出來向你拋一眼兩眼的低眉斜視呢！

　　此外的兩個女性，相貌更是完整，衣飾也儘夠美麗，並且因為她倆的住址接近，出來總在一道，平時在家，也老在一處，所以膽子也大，認識的人也多。她們在二十餘年前的當時，已經是開放得很，有點像現代的自由女子了，因而上她們家裡去鬼混，或到她們門前去守望的青年，數目特別的多，種類也自然要雜。

　　我雖則膽量很小，性知識完全沒有，並且也有點過分的矜持，以為成日地和女孩子們混在一道，是讀書人的大恥，是沒出息的行為；但到底還是一個亞當的後裔，喉頭的蘋果，怎麼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細草萌芽一樣，到得冬來，自然也難免得有些望春之意；老實說將出來，我偶爾在路上遇見她們中間的無論哪一個，或湊巧在她們門前走過一次的時候，心裡也著實有點兒難受。

　　住在我那同學鄰近的兩位，因為距離的關係，更因為她們的處世知識比我長進，人生經驗比我老成得多，和我那位同學當然是早已有過糾葛，就是和許多不是學生的青年男子，也各已有了種種的風說，對於我雖像是一種含有毒汁的妖艷的花，誘惑性或許格外的強烈，但明知我自己決不是她們的對手，平時不過於遇見時候有點難以為情的樣子，此外倒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思慕，可是那一位趙家的少女，卻整整地惱亂了我兩年的童心。

　　我和她的住處比較得近，故而三日兩頭，總有著見面的機會。見面的時候，她或許是無心，只同對於其他的同年輩的男孩子打招呼一樣，對我微笑一下，點一點頭，但在我卻感得同犯了大罪被人發覺了的樣子，和她見面一次，馬上要變得頭昏耳熱，胸腔裡的一顆心突突地總有半個鐘頭好跳。因此，我上學去或下課回來，以及平時在家或出外去的時候，總無時無刻不在留心，想避去和她的相見。但遇到了她，等她走過去後，或用功用得很疲乏把眼睛從書本子舉起的一瞬間，心裡又老在盼望，盼望著她再來一次，再上我的眼面前來立著對我微笑一臉。

　　有時候從家中進出的人的口裡傳來，聽說「她和她母親又上上海去了，不知要什麼時候回來？」我心裡會同時感到一種像釋重負又像失去了什麼似的憂慮，生怕她從此一去，將永久地不回來了。

　　同芭蕉葉似地重重包裹著的我這一顆無邪的心，不知在什麼地方，透露了消息，終於被課堂上坐在我左邊的那位同學看穿了。一個禮拜六的下午，落課之後，他輕輕地拉著了我的手對我說：「今天下午，趙家的那個小丫頭，要上倩兒家去，你願不願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兒？」這裡所說的倩兒，就是那兩位他鄰居的女孩子之中的一個的名字。我聽了他的這一句密語，立時就漲紅了臉，喘急了氣，囁嚅著說不出一句話來回答他，盡在拚命的搖頭，表示我不願意去，同時眼睛裡也水汪汪地想哭出來的樣子，而他卻似乎已經看破了我的隱衷，得著了我的同意似地用強力把我拖出了校門。

　　到了倩兒她們的門口，當然又是一番爭執，但經他大聲的一喊，門裡的三個女孩，卻同時笑著跑出來了；已經到了她們的面前，我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了，自然只好俯著首，紅著臉，同被綁赴刑場的死刑囚似地跟她們到了室內。經我那位同學帶了滑稽的聲調將如何把我拖來的情節說了一遍之後，她們接著就是一陣大笑。我心裡有點氣起來了，以為她們和他在侮辱我，所以於羞愧之上，又加了一層怒意，但是奇怪得很，兩隻腳卻軟落來了，心裡雖在想一溜跑走，而腿神經終於不聽命令。跟她們再到客房裡去坐下，看他們四人捏起了骨牌，我連想跑的心思也早已忘掉，坐將在我那位同學的背後，眼睛雖則時時在注視著牌，但間或得著機會，也著實向她們的臉部偷看了許多次數。等她們的輸贏賭完，一餐東道的夜飯吃過，我也居然和她們伴熟，有說有笑了。臨走的時候，倩兒的母親還派了我一個差使，點上燈籠，要我把趙家的女孩送回家去。自從這一回後，我也居然入了我那同學的伙，不時上趙家和另外的兩女孩家去進出了；可是生來膽小，又加以畢業考試的將次到來，我的和她們的來往，終沒有像我那位同學似的繁密。

　　正當我十四歲的那一年春天（一九○九，宣統元年己酉），是舊曆正月十三的晚上，學堂裡於白天給與了我以畢業文憑及增生執照之後，就在大廳上擺起了五桌送別畢業生的酒宴。這一晚的月亮好得很，天氣也溫暖得像二三月的樣子。滿城的爆竹，是在慶祝新年的上燈佳節，我於喝了幾杯酒後，心裡也感到了一種不能抑制的歡欣。出了校門，踏著月亮，我的雙腳，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趙家。她們的女僕陪她母親上街去買蠟燭水果等過元宵的物品去了。推門進去，我只見她一個人拖著了一條長長的辮子，坐在大廳上的桌子邊上洋燈底下練習寫字。聽見了我的腳步聲音，她頭也不朝轉來，只曼聲地問了一聲「是誰？」我故意屏著聲，提著腳，輕輕地走上了她的背後，一使勁一口就把她面前的那盞洋燈吹滅了。月光如潮水似地浸滿了這一座朝南的大廳，她於一聲高叫之後，馬上就把頭朝了轉來。我在月光裡看見了她那張大理石似的嫩臉，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覺得怎麼也熬忍不住了，順勢就伸出了兩隻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兩人的中間，她也不發一語，我也並無一言，她是扭轉了身坐著，我是向她立著的。她只微笑著看看我看看月亮，我也只微笑著看看她看看中庭的空處。雖然此處的動作，輕薄的邪念，明顯的表示，一點兒也沒有，但不曉怎樣一股滿足，深沉，陶醉的感覺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樣，包滿了我的全身。

　　兩人這樣的在月光裡沉默著相對，不知過了多久，終於她輕輕地開始說話了：「今晚上你在喝酒？」「是的，是在學堂裡喝的。」到這裡我才放開了兩手，向她邊上的一張椅子裡坐了下去。「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學去麼？」停了一會，她又輕輕地問了一聲。「噯，是的，明朝坐快班船去。」兩人又沉默著，不知坐了幾多時候，忽聽見門外頭她母親和女僕說話的聲音漸漸兒的近了，她於是就忙著立起來擦洋火，點上了洋燈。

　　她母親進到了廳上，放下了買來的物品，先向我說了些道賀的話，我也告訴了她，明天將離開故鄉到杭州去；談不上半點鐘的閒話，我就匆匆告辭出來了。在柳樹影裡披了月光走回家來，我一邊回味著剛才在月光裡和她兩人相對時的沉醉似的恍惚，一邊在心的底裡，忽而又感到了一點極淡極淡，同水一樣的春愁。

遠一程，再遠一程──自傳之五

　　自富陽到杭州，陸路驛程九十里，水道一百里；三十多年前頭，非但汽車路沒有，就是錢塘江裡的小火輪，也是沒有的。那時候到杭州去一趟，鄉下人叫做充軍，以為杭州是和新疆伊犁一樣的遠，非犯下流罪，是可以不去的極邊。因而到杭州去之先，家裡非得供一次祖宗，虔誠禱告一番不可，意思是要祖宗在天之靈，一路上去保護著他們的子孫。而鄰里戚串，也總都來送行，吃過夜飯，大家手提著燈籠，排成一字，沿江送到夜航船停泊的埠頭，齊叫著「順風！順風！」才各回去。搖夜航船的船夫，也必在開船之先，沿江絕叫一陣，說船要開了，然後再上舵梢去燒一堆紙帛，以敬神明，以賂惡鬼。當我去杭州的那一年，交通已經有一點進步了，於夜航船之外，又有了一次日班的快班船。

　　因為長兄已去日本留學，二兄入了杭州的陸軍小學堂，年假是不放的，祖母母親，又都是女流之故，所以陪我到杭州去考中學的人選，就落到了一位親戚的老秀才的頭上。這一位老秀才的迂腐迷信，實在要令人吃驚，同時也可以令人起敬。他於早餐吃了之後，帶著我先上祖宗堂前頭去點了香燭，行了跪拜，然後再向我祖母母親，作了三個長揖，雖在白天，也點起了一盞仁壽堂的燈籠，臨行之際，還回到祖宗堂面前去拔起了三株柄香和燈籠一道捏在手裡。祖母為憂慮著我這一個最小的孫子，也將離鄉別井，遠去杭州之故，三日前就愁眉不展，不大吃飯不大說話了；母親送我們到了門口，「一路要……順風……順風！……」地說了半句未完的話，就跑回到了屋裡去躲藏，因為出遠門是要吉利的，眼淚決不可以教遠行的人看見。

　　船開了，故鄉的城市山川，高低搖晃著漸漸兒退向了後面；本來是滿懷著希望，興高采烈在船艙裡坐著的我，到了縣城極東面的幾家人家也看不見的時候，鼻子裡忽而起了一陣酸溜。正在和那老秀才談起的作詩的話，也只好突然中止了。為遮掩著自己的脆弱起見，我就從網籃裡拿出了幾冊《古唐詩合解》來讀。但事不湊巧，信手一翻，恰正翻到了「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的幾句古歌，書本上的字跡模糊起來了，雙頰上自然止不住地流下了兩條冷冰冰的眼淚。歪倒了頭，靠住了艙板上的一捲鋪蓋，我只能裝作想睡的樣子。但是眼睛不閉倒還好些，等眼睛一閉攏來，腦子裡反而更猛烈地起了狂飆。我想起了祖母母親，當我走後的那一種孤冷的情形；我又想起了在故鄉城裡當這一忽兒的大家的生活起居的樣子，在一種每日習熟的周圍環境之中，卻少了一個「我」了，太陽總依舊在那裡曬著，市街上總依舊是那麼熱鬧的；最後，我還想起了趙家的那個女孩，想起了昨晚上和她在月光裡相對的那一刻的春宵。

　　少年的悲哀，畢竟是易消的春雪；我躺下身體，閉上眼睛，流了許多暗淚之後，弄假成真，果然不久就呼呼地熟睡了過去。等那位老秀才搖我醒來，叫我吃飯的時候，船卻早已過了漁山，就快入錢塘的境界了。幾個鐘頭的安睡，一頓飽飯的快啖，和船篷外的山水景色的變換，把我滿抱的離愁，洗滌得乾乾淨淨；在孕實的風帆下引領遠望著杭州的高山，和老秀才談談將來的日子，我心裡又鼓起了一腔勇進的熱意：「杭州在望了，以後就是不可限量的遠大的前程！」

　　當時的中學堂的入學考試，比到現在，著實還要容易；我考的杭府中學，還算是杭州三個中學──其他的兩個，是宗文和安定──之中，最難考的一個，但一篇中文，兩三句英文的翻譯，以及四題數學，只教有兩小時的工夫，就可以繳卷了事的。等待發榜之前的幾日閒暇，自然落得去遊遊山玩玩水，杭州自古是佳麗的名區，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

　　三十年來，杭州的景物，也大變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舊日的杭州，實在比現在，還要可愛得多。

　　那時候，自錢塘門裡起，一直到湧金門內止，城西的一角，是另有一道雉牆圍著的，為滿人留守綠營兵駐防的地方，叫作旗營；平常是不大有人進去，大約門禁總也是很森嚴的無疑，因為將軍以下，千總把總以上，參將，都司，游擊，守備之類的將官，都住在裡頭。遊湖的人，只有坐了轎子，出錢塘門，或到湧金門外坐船的兩條路；所以湧金門外臨湖的頤園三雅園的幾家茶館，生意興隆，座客常常擠滿。而三雅園的陳設，實在也精雅絕倫，四時有鮮花的擺設，牆上門上，各有詠西湖的詩詞屏幅聯語等貼的貼掛的掛在那裡。並且還有小吃，像煮空的豆腐乾，白蓮藕粉等，又是價廉物美的消閒食品。其次為遊人所必到的，是城隍山了。四景園的生意，有時候比三雅園還要熱鬧，「城隍山上去吃酥油餅」這一句俗話，當時是無人不曉得的一句隱語，是說鄉下人上大菜館要做洋盤的意思。而酥油餅的價錢的貴，味道的好，和吃不飽的幾種特性，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我從鄉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觀園裡的香菱似地剛在私私地學做詩詞，一見了這一區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極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等到榜發之後，要繳學膳費進去的時候，帶來的幾個讀書資本，卻早已消費了許多，有點不足了。在人地生疏的杭州，借是當然借不到的；二哥哥的陸軍小學裡每月只有二元也不知三元錢的津貼，自己做零用，還很勉強，更哪裡有餘錢來為我彌補？

　　在旅館裡唉聲嘆氣，自怨自艾，正想廢學回家，另尋出路的時候，恰巧和我同班畢業的三位同學，也從富陽到杭州來了；他們是因為杭府中學難考，並且費用也貴，預備一道上學膳費比較便宜的嘉興去進府中的。大家會聚攏來一談一算，覺著我手頭所有的錢，在杭州果然不夠讀半年書，但若上嘉興去，則連來回的車費也算在內，足可以維持半年而有餘。窮極計生，膽子也放大了，當日我就決定和他們一道上嘉興去讀書。

　　第二天早晨，別了哥哥，別了那位老秀才，和同學們一起四個，便上了火車，向東的上離家更遠的嘉興府去。在把杭州已經當作極邊看了的當時，到了言語風習完全不同的嘉興府後，懷鄉之念，自然是更加得迫切。半年之中，當寢室的油燈滅了，或夜膳剛畢，操場上暗沉沉沒有旁的同學在的地方，我一個人真不知流盡了多少的思家的熱淚。

　　憂能傷人，但憂亦能啟智；在孤獨的悲哀裡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鄉的時候，大家都說我長成得像一個大人了。事實上，因為在學堂裡，被懷鄉的愁思所苦擾，我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就一味的讀書，一味的做詩。並且這一次自嘉興回來，路過杭州，又住了一日；看看袋裡的錢，也還有一點盈餘，湖山的賞玩，當然不再去空費錢了，從梅花碑的舊書鋪裡，我竟買來了一大堆書。

　　這一大堆書裡，對我的影響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過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書，一部是黎城靳氏的《吳詩集覽》，因為吳梅村的夫人姓郁，我當時雖則還不十分懂得他的詩的好壞，但一想到他是和我們郁氏有姻戚關係的時候，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種親熱。一部是無名氏編的《庚子拳匪始末記》，這一部書，從戊戌政變說起，說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蓮英的受寵，聯軍的入京，圓明園的縱火等地方，使我滿肚子激起了義憤。還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魯陽生孔氏編定的《普天忠憤集》，甲午前後的章奏議論，詩詞賦頌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讀了之後，覺得中國還有不少的人才在那裡，亡國大約是不會亡的。而這三部書讀後的一個總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遲了，前既不能見吳梅村那樣的詩人，和他去做個朋友，後又不曾躬逢著甲午庚子的兩次大難，去衝鋒陷陣地嘗一嘗打仗的滋味。

　　這一年的暑假過後，嘉興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業的時候，我就仍舊轉入了杭府中學的一年級。

孤獨者──自傳之六

　　裡外湖的荷葉荷花，已經到了凋落的初期，堤邊的楊柳，影子也淡起來了。幾隻殘蟬，剛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裡的一個下午，我又帶了行李，到了杭州。

　　因為是中途插班進去的學生，所以在宿舍裡，在課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學生們，彷彿是兩個國家的國民。從嘉興府中，轉到了杭州府中，離家的路程，雖則是近了百餘里，但精神上的孤獨，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熱情收斂，轉向了內，固守著我自己的壁壘。

　　當時的學堂裡的課程，英文雖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還是舊習難除，中國文依舊是分別等第的最大標準。教國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將王老先生，於幾次作文之後，對我有點注意起來了，所以進校後將近一個月光景的時候，同學們居然贈了我一個「怪物」的綽號；因為由他們眼裡看來，這一個不善交際，衣裝樸素，說話也不大會說的鄉下蠢才，做起文章來，竟也會得壓倒儕輩，當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杭州終於是一個省會，同學之中，大半是錦衣肉食的鄉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飾美好，肉色細白，舉止嫻雅，談吐溫存的同學，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驚異的，是每一個這樣的同學，總有一個比他年長一點的同學，附隨在一道的那一種現象。在小學裡，在嘉興府中裡，這一種風氣，並不是說沒有，可是決沒有像當時杭州府中那麼的風行普遍。而有幾個這樣的同學，非但不以被視作女性為可恥，竟也有薰香傅粉，故意在裝腔作怪，賣弄富有的。我對這一種情形看得真有點氣，向那一批所謂face 的同學，當然是很明顯地表示了惡感，就是向那些年長一點的同學，也時時露出了敵意；這麼一來，我的「怪物」之名，就愈傳愈廣，我與他們之間的一條牆壁，自然也愈築愈高了。

　　在學校裡既然成了一個不入伙的孤獨的游離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時間與精力，當然只有鑽向書本子去的一條出路。於是幾個由零用錢裡節省下來的僅少的金錢，就做了我的唯一娛樂積買舊書的源頭活水。

　　那時候的杭州的舊書鋪，都聚集在豐樂橋，梅花碑的兩條直角形的街上。每當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臥在床上，計算計算在這一禮拜裡可以省下來的金錢，和能夠買到的最經濟最有用的冊籍，就先可以得著一種快樂的預感。有時候在書店門前徘徊往覆，稽延得久了，趕不上回宿舍來吃午飯，手裡夾了書籍上大街羊湯飯店間壁的小麵館去吃一碗清麵，心裡可以同時感到十分的懊恨與無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麵的幾個銅子的浪費，快慰的是一邊吃麵一邊翻閱書本時的那一剎那的恍惚；這恍惚之情，大約是和哥倫布當發現新大陸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

　　真正指示我以做詩詞的門徑的，是《留青新集》裡的《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西湖佳話》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碼我總讀了兩遍以上。以後是流行本的各種傳奇雜劇了，我當時雖則還不能十分欣賞它們的好處，但不知怎麼，讀了之後的那一種朦朧的回味，彷彿是當三春天氣，喝醉了幾十年陳的醇酒。

　　既與這些書籍發生了曖昧的關係，自然不免要養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兒子！在嘉興也曾經試過的稚氣滿幅的五七言詩句，接二連三地在一冊紅格子的作文簿上寫滿了；有時候興奮得厲害，晚上還妨礙了睡覺。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發表慾，也是同吃飯穿衣一樣地強的青年作者內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積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報館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後，當晚就睡不安穩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就溜到閱報室去看報有沒有送來。早餐上課之類的事情，只能說是一種日常行動的反射作用；舌尖上哪裡還感得出滋味？講堂上更哪裡還有心思去聽講？下課鈴一搖，又只是逃命似地向閱報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採用的，記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報紙是當時的《全浙公報》。當看見了自己綴聯起來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來的時候，雖然是用的匿名，閱報室裡也決沒有人會知道作者是誰，但心頭正在狂跳著的我的臉上，馬上就變成了朱紅。洪的一聲，耳朵裡也響了起來，頭腦搖晃得像坐在船裡。眼睛也沒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雖則從頭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幾遍，但自己還在疑惑，怕這並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場去跳繞一圈，回來重新又拿起那張報紙，按住心頭，復看一遍，這才放心，於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來。

　　當時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兩三年後，覺得投稿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實實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實姓。大約舊報紙的收藏家，翻起二十幾年前的《全浙公報》、《之江日報》，以及上海的《神州日報》來，總還可以看到我當時所做的許多狗屁不通的詩句。現在我非但舊稿無存，就是一聯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來了，與當時的廢寢忘食的熱心情形來一對比，進步當然可以說是進了步，但是老去的頹唐之感，也著實可以催落我幾滴自傷的眼淚。

　　就在那一年（一九○九年）的冬天，留學日本的長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義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陸軍小學的第二位哥哥，也在這前後畢了業，入了一處隸屬於標統底下的旁系駐防軍隊，而任了排長。

　　一文一武的這兩位芝麻綠豆官的哥哥，在我們那小小的縣裡，自然也聳動了視聽；但因家裡的經濟，稍稍寬裕了一點的結果，在我的求學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種意外的脫線。

　　在外面的學堂裡住足了一年，又在各報上登載了幾次詩歌之後，我自以為學問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時代的同年輩者，覺得按部就班的和他們在一道讀死書，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統二年（一九一○）的春期始業的時候，我的書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學中學招考新生的簡章！比較著，研究著，我真想一口氣就讀完了當時學部所定的大學及中學的學程。

　　中文呢，自己以為總可以對付的了；科學呢，在前面也曾經說過，為大家所不重視的；算來算去，只有英文是頂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門。「好！就專門去讀英文吧！英文一通，萬事就好辦了！」這一個幼稚可笑的想頭，就是使我離開了正規的中學，去走教會學堂那一條捷徑的原動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勢力的教會學校，有英國聖公會和美國長老會浸禮會的幾個系統。而長老會辦的育英書院，剛在山水明秀的江幹新建校舍，改稱大學。頭腦簡單，只知道崇拜大學這一個名字的我這毛頭小子，自然是以進大學為最上的光榮，另外更還有什麼奢望哩？但是一進去之後，我的失望，卻比在省立的中學裡讀死書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禱告，吃飯又是禱告；平時九點到十點是最重要的禮拜儀式，末了又是一篇禱告。《聖經》，是每年級都有的必修重要課目；禮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動者外，誰也要去做半天禮拜。禮拜完後，自然又是禱告，又是查經。這一種信神的強迫，禱告的迭來，以及校內枝節細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進過教會學校的人，誰都曉得的事實，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說。

　　這種叩頭蟲似的學校生活，過上兩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傳者，竟從免費讀書的候補牧師中間，揭起叛旗來了；原因是為了校長褊護廚子，竟被廚子毆打了學膳費全納的不信教的學生。

　　學校風潮的發生，經過，和結局，大抵都是一樣的；起始總是全體學生的罷課退校，中間是背盟者的出來復課，結果便是幾個強硬者的開除。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在這一次的風潮裡，我也算是強硬者的一個。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原載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人間世》半月刊第二十三期）

大風圈外──自傳之七

　　人生的變化，往往是從不可測的地方開展開來的；中途從那一所教會學校退出來的我們，按理是應該額上都負著了該隱的烙印，無處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裡的一處浸禮會的中學，反把我們當作了義士，以極優待的條件歡迎了我們進去。這一所中學的那位美國校長，非但態度和藹，中懷磊落，並且還有著外國宣教師中間所絕無僅見的一副很聰明的腦筋。若要找出一點他的壞處來，就在他的用人的不當；在他手下做教務長的一位紹興人，簡直是那種奴顏婢膝，諂事外人，趾高氣揚，壓迫同種的典型的洋狗。

　　校內的空氣，自然也並不平靜。在自修室，在寢室，議論紛紜，為一般學生所不滿的，當然是那隻洋狗。

　　「來它一下吧！」

　　「吃吃狗肉看！」

　　「頂好先敲他一頓！」

　　像這樣的各種密議與策略，雖則很多，可是終於也沒有一個敢首先發難的人。滿腔的怨憤，既找不著一條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時候，發些紙上的牢騷。於是各班的文課，不管出的是什麼題目，總是橫一個嗚呼，豎一個嗚呼地悲啼滿紙，有幾位同學的卷子，從頭至尾統共還不滿五六百字，而嗚呼卻要寫著一二百個。那位改國文的老先生，後來也沒法想了，就出了一個禁令，禁止學生，以後不准再讀再做那些嗚呼派的文章。

　　那時候這一種「嗚呼」的傾向，這一種不平，怨憤，與被壓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實在還不只是一個教會學校裡的輿情；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也像是在大浪裡的樓船，從腳到頂，都在顛搖波動著的樣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宮毒婦的陰謀暗算，一面雖想變法自新，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槍，把紅毛碧眼的鬼子，盡行殺戮。英法各國屢次的進攻，廣東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難者的百姓起來爭奪政權。洪楊的起義，兩湖山東捻子的運動，回民苗族的獨立等等，都在暗示著專制政府滿清的命運，孤城落日，總崩潰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場。

　　催促被壓迫至二百餘年之久的漢族結束奮起的，是徐錫麟，熊成基諸先烈的犧牲勇猛的行為；北京的幾次對滿清大員的暗殺事件，又是當時熱血沸騰的一般青年們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當這前後，此絕彼起地在上海發行的幾家報紙，像《民吁》、《民立》之類，更是直接灌輸種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動的有力的號吹。到了宣統二年的秋冬（一九一○年庚戌），政府雖則在忙著召開資政院，組織內閣，趕製憲法，冀圖挽回頹勢，欺騙百姓，但四海洶洶，革命的氣運，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局面了。

　　是在這一年的年假放學之前，我對當時的學校教育，實在是真的感到了絕望，於是自己就定下了一個計劃，打算回家去做從心所欲的自修工夫。第一，外界社會的聲氣，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定一份上海發行的日報。第二，家裡所藏的四部舊籍，雖則不多，但也儘夠我的兩三年的翻讀，中學的根底，當然是不會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經把第三冊文法讀完了，若能刻苦用工，則比在這種教會學校裡受奴隸教育，心裡又氣，進步又慢的半死狀態，總要痛快一點。自己私私決定了這大膽的計劃以後，在放年假的前幾天，也著實去添買了些預備帶回去作自修用的書籍。等年假考一考完，於一天冬晴的午後，向西跟著挑行李的腳夫，走出候潮門上江幹去坐夜航船回故鄉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

　　「牢獄變相的你這座教會學校啊！以後你對我還更能加以壓迫麼？」

　　「我們將比比試試，看將來還是你的成績好，還是我的成績好？」

　　「被解放了！以後便是憑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奮鬥的遠大的前程！」

　　這一種喜悅，這一種充滿著希望的喜悅，比我初次上杭州來考中學時所感到的，還要緊張，還要肯定。

　　在故鄉索居獨學的生活開始了，親戚友屬的非難訕笑，自然也時時使我的決心動搖，希望毀滅；但我也已經有十六歲的年紀了，受到了外界的不瞭解我的譏訕之後，當然也要起一種反撥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顯地問我「為什麼不進學堂去讀書？」不管他是好意還是惡意，我總以「家裡再沒有錢供給我去浪費了」的一句話回報他們。有幾個滿懷著十分的好意，勸告我「在家裡閒住著終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時候，我總以「現在正在預備，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學」的一句衷心話來作答。而實際上這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對我的一生，卻是收穫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預備時代。

　　每日侵晨，起床之後，我總面也不洗，就先讀一個鐘頭的外國文。早餐吃過，直到中午為止，是讀中國書的時間，一部《資治通鑒》和兩部《唐宋詩文醇》，就是我當時的課本。下午看一點科學書後，大抵總要出去散一回步。節季已漸漸地進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宣統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兩岸，和往年一樣地綠遍了青青的芳草，長滿了裊裊的垂楊。梅花落後，接著就是桃李的亂開；我若不沿著江邊，走上城東鸛山上的春江第一樓去坐看江天，總或上北門外的野田間去閒步，或出西門向近郊的農村裡去遊行。

　　附廓的農民的貧窮與無智，經我幾次和他們接談及觀察的結果，使我有好幾晚不能夠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而又有著十畝田的己產，以及一間小小的茅屋的自作農吧，在近郊的農民中間，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從四五月起，他們先要種秧田，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來的，因為不是水旱無傷的上田，秧就不能種活。租秧用的費用，多則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卻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種稻，即使全家出馬，也還有趕不成同時插種的危險；因為水的關係，氣候的關係，農民的時間，卻也同交易所裡的閒食者們一樣，是一刻也差錯不得的。即使不雇工人，和人家交換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種下之後，三次的耘植與用肥的費用，起碼也要合二三元錢一畝的盤算。倘使天時湊巧，最上的豐年，平均一畝，也只能收到四五石的淨穀；而從這四五石穀裡，除去完糧納稅的錢，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間或僱用忙工的錢後，省下來還夠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麼？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來做草紙，利用田的閒時來種麥種菜種豆類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報酬，終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報酬漸減的鐵則，豐年穀賤傷農的事實，農民們自然哪裡會有這樣的知識；可憐的是他們不但不曉得去改良農種，開闢荒地，一年之中，歲時伏臘，還要把他們汗血錢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與滿足許多可笑的虛榮的高頭。

　　所以在二十幾年前頭，即使大地主和軍閥的掠奪，還沒有像現在那麼的厲害，中國農村是實在早已瀕於破產的絕境了，更哪裡還經得起廿年的內亂，廿年的外患，與廿年的剝削呢？

　　從這一種鄉村視察的閒步回來，在書桌上躺著候我開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來的日報。忽而英國兵侵入雲南佔領片馬了，忽而東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廣州的將軍被刺了；凡見到的消息，又都是無能的政府，因專制昏庸，而釀成的慘劇。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義舉失敗，接著就是四川省鐵路風潮的勃發，在我們那一個一向是沉靜得同古井似的小縣城裡，也顯然的起了動搖。市面上敲著銅鑼，賣朝報的小販，日日從省城裡到來。臉上畫著八字鬍鬚，身上穿著披開的洋服，有點像外國人似的革命黨員的畫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紙之上，滿貼在茶坊酒肆的壁間，幾個日日在茶酒館中過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嚨，皺緊了眉頭，低低切切，很嚴重地談論到了國事。

　　這一年的夏天，在我們的縣裡西北鄉，並且還出了一次青洪幫造反的事情。省裡派了一位旗籍都統，帶了兵馬來殺了幾個客籍農民之後，城裡的街談巷議，更是顛倒錯亂了；不知從哪一處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東南面的天空，還出現了一顆光芒拖得很長的掃帚星。我和祖母、母親，發著抖，趕著四更起來，披衣上江邊去看了好幾夜，可是掃帚星卻終於沒有看見。

　　到了陰曆的七八月，四川的鐵路風潮鬧得更凶，那一種謠傳，更來得神秘奇異了，我們的家裡，當然也起了一個波瀾，原因是因為祖母、母親想起了在外面供職的我那兩位哥哥。

　　幾封催他們回來的急信發後，還盼不到他們的覆信的到來。八月十八（陽曆十月九日）的晚上，漢口俄租界裡炸彈就爆發了。從此急轉直下，武昌革命軍的義旗一舉，不消旬日，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靂一樣，馬上就震動了全國。

　　報紙上二號大字的某處獨立，擁某人為都督等標題，一日總有幾起；城裡的謠言，更是青黃雜出，有的說「杭州在殺沒有辮子的和尚」，有的說「撫台已經逃了」，弄得一般居民，鄉下人逃上了城裡，城裡人逃往了鄉間。

　　我也日日的緊張著，日日的渴等著報來；有幾次在秋寒的夜半，一聽見喇叭的聲音，便發著抖穿起衣裳，上後門口去探聽消息，看是不是革命黨到了。而沿江一帶的兵船，也每天看見駛過，洋貨鋪裡的五色布匹，無形中銷售出了大半。終於有一天陰寒的下午，從杭州有幾隻張著白旗的船到了，江邊上岸來了幾十個穿灰色制服，荷槍帶彈的兵士。縣城裡的知縣，已於先一日逃走了，報紙上也報著前兩日，上海已為民軍所佔領。商會的巨頭，紳士中的幾個有聲望的，以及殘留著在城裡的一位貳尹，聯合起來出了一張告示，開了一次歡迎那幾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會，家家戶戶便掛上了五色的國旗；杭城光復，我們的這個直接附屬在杭州府下的小縣城，總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穩穩地脫離了滿清的壓制。

　　平時老喜歡讀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筆來，也老是痛哭淋漓，嗚呼滿紙的我這一個熱血青年，在書齋裡只想去衝鋒陷陣，參加戰鬥。為眾捨身，為國效力的我這一個革命志士，際遇著了這樣的機會，卻也終於沒有一點作為，只呆立在大風圈外，捏緊了空拳頭，滴了幾滴悲壯的旁觀者的啞淚而已。

　　（原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人間世》半月刊第二十六期）

海上──自傳之八

　　大暴風雨過後，小波濤的一起一伏，自然要繼續些時。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滿清的末代皇帝宣統下了退位之詔，中國的種族革命，總算告了一個段落。百姓剪去了辮髮，皇帝改作了總統。天下騷然，政府惶惑，官制組織，盡行換上了招牌，新興權貴，也都改穿了洋服。為改訂司法制度之故，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的秋天，我那位在北京供職的哥哥，就拜了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於是我的將來的修學行程，也自然而然的附帶著決定了。

　　眼看著革命過後，餘波到了小縣城裡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卻擁著懷疑，在家裡的小樓上悶過了兩個夏天，到了這一年的秋季，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沒有我那位哥哥的帶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邊來尋找出路。

　　幾陣秋雨一落，殘暑退盡了，在一天晴空浩蕩的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帶了幾冊線裝的舊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夾服，跟著我那位哥哥離開了鄉井。

　　上海街路樹的洋梧桐葉，已略現了黃蒼，在日暮的街頭，那些租界上的熙攘的居民，似乎也森岑地感到了秋意，我一個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台欄裡，才第一次受到了大都會之夜的威脅。

　　遠近的燈火樓台，街下的馬龍車水，上海原說是不夜之城，銷金之窟，然而國家呢？社會呢？像這樣的昏天黑地般過生活，難道是人生的目的麼？金錢的爭奪，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費，肉慾的橫流，天雖則不會掉下來，地雖則也不會陷落去，可是像這樣的過去，是可以的麼？在僅僅閱世十七年多一點的當時我那幼稚的腦裡，對於帝國主義的險毒，物質文明的糜爛，世界現狀的危機，與夫國計民生的大略等明確的觀念，原是什麼也沒有，不過無論如何，我想社會的歸宿，做人的正道，總還不在這裡。

　　正在對了這魔都的夜景，感到不安與疑惑的中間，背後房裡的幾位哥哥的朋友，卻談到了天蟾舞台的迷人的戲劇。晚餐吃後，有人做東道主請去看戲，我自然也做了花樓包廂裡的觀眾的一人。

　　這時候梅博士還沒有出名，而社會人士的絕望胡行，色情倒錯，也沒有像現在那麼的徹底，所以全國上下，只有上海的一角，在那裡為男扮女裝的旦角而顛倒；那一晚天蟾舞台的壓台名劇，是賈璧雲的全本《棒打薄情郎》，是這一位色藝雙絕的小旦的拿手風頭戲。我們於九點多鐘，到戲院的時候，樓上樓下觀眾已經是滿坑滿谷，實實在在的到了更無立錐之地的樣子了。四周的珠璣粉黛，鬢影衣香，幾乎把我這一個初到上海的鄉下青年，窒塞到回不過氣來；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

　　最後的一齣賈璧雲的名劇上台的時候，舞檯燈光加了一層光亮，台下的觀眾也起了動搖。而從腳燈裡照出來的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舉止與服裝，也的確是美，的確足以挑動台下男女的柔情。在幾個鐘頭之前，那樣的對上海的頹廢空氣，感到不滿的我這不自覺的精神主義者，到此也有點固持不住了。這一夜回到旅館之後，精神興奮，直到了早晨的三點，方才睡去，並且在熟睡的中間，也曾做了色情的迷夢。性的啟發，靈肉的交哄，在這次上海的幾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裡，起了發酵的作用。

　　為購買船票雜物等件，忙了幾日；更為了應酬來往，也著實費去了許多精力與時間。終於在一天侵早，我們同去者三四人坐了馬車向楊樹浦的匯山碼頭出發了，這時候馬路上還沒有行人，太陽也只出來了一線。自從這一次的離去祖國以後，海外飄泊，前後約莫有十餘年的光景，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在精神上，還覺得是一個無祖國無故鄉的遊民。

　　太陽升高了，船慢慢地駛出了黃浦，衝入了大海；故國的陸地，縮成了線，縮成了點，終於被地平的空虛吞沒了下去；但是奇怪得很，我鵠立在船艙的後部，西望著祖國的天空，卻一點兒離鄉去國的悲感都沒有。比到三四年前，初去杭州時的那種傷感的情懷，這一回彷彿是在回國的途中。大約因為生活沉悶，兩年來的蟄伏，已經把我的戀鄉之情，完全割斷了。

　　海上的生活開始了，我終日立在船樓上，飽吸了幾天天空海闊的自由的空氣。傍晚的時候，曾看了偉大的海中的落日；夜半醒來，又上甲板去看了天幕上的秋星。船出黃海，駛入了明藍到底的日本海的時候，我又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天一碧，與白鷗水鳥為伴時的被解放的情趣。我的喜歡大海，喜歡登高以望遠，喜歡遺世而獨處，懷戀大自然而嫌人的傾向，雖則一半也由於天性，但是正當青春的盛日，在四面是海的這日本孤島上過去的幾年生活，大約總也發生了不可磨滅的絕大的影響無疑。

　　船到了長崎港口，在小島縱橫，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見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習俗與民風。後來讀到了法國羅底的記載這海港的美文，更令我對這位海洋作家，起了十二分的敬意。嗣後每次回國經過長崎心裡總要跳躍半天，彷彿是遇見了初戀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幾十年前寫過的情書。長崎現在雖則已經衰落了，但在我的回憶裡，它卻總保有著那種活潑天真，像處女似的清麗的印象。

　　半天停泊，船又起錨了，當天晚上，就走到了四周如畫，明媚到了無以復加的瀨戶內海。日本藝術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勞，就是從這一路上的風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園墾植地看來，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萊仙島，所指的不知是否就在這一塊地方，可是你若從中國東遊，一過瀨戶內海，看看兩岸的山光水色，與夫岸上的漁戶農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總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來，何況我在當時，正值多情多感，中國歲是十八歲的青春期哩！

　　由神戶去大阪，去京都，去名古屋，一路上且玩且行，到東京小石川區一處高台上租屋住下，已經是十月將終，寒風有點兒可怕起來了。改變了環境，改變了生活起居的方式，言語不通，經濟行動，又受了監督沒有自由，我到東京住下的兩三個月裡，覺得是入了一所沒有枷鎖的牢獄，靜靜兒的回想起來，方才感到了離家去國之悲，發生了不可遏止的懷鄉之病。

　　在這鬱悶的當中，左思右想，唯一的出路，是在日本語的早日的諳熟，與自己獨立的經濟的來源。多謝我們國家文化的落後，日本與中國，曾有國立五校，開放收受中國留學生的約定。中國的日本留學生，只教能考上這五校的入學試驗，以後一直到畢業為止，每月的衣食零用，就有官費可以領得。我於絕望之餘，就於這一年的十一月，入了學日本文的夜校，與補習中學功課的正則預備班。

　　早晨五點鐘起床，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的草地裡去高聲朗誦著「上野的櫻花已經開了」，「我有著許多的朋友」等日文初步的課文；一到八點，就嚼著麵包，步行三里多路，走到神田的正則學校去補課。以二角大洋的日用，在牛奶店裡吃過午餐與夜飯，晚上就是三個鐘頭的日本文的夜課。

　　天氣一日一日的冷起來了，這中間自然也少不了北風和雨雪。因為日日步行的結果，皮鞋前開了口，後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夾呢學生裝，穿在身上，仍同裸著的一樣；幸虧有了幾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過陸軍士官學校的同鄉，送給了我一件陸軍的制服，總算在晴日當作了外套，雨日當作了雨衣，禦了一個冬天的寒。這半年中的苦學，我在身體上，雖則種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但在智識上，卻比在中國所受的十餘年的教育，還有一程的進境。

　　第二年的夏季招考期近了，我為決定要考入官費的五校去起見，更對我的功課與日語，加緊了努力。本來是每晚於十一點就寢的習慣，到了三月以後，也一天天的改過了；有時候與教科書本煢煢相對，竟會到了附近的炮兵工廠的汽笛，早晨放五點鐘的夜工時，還沒有入睡。

　　必死的努力，總算得到了相當的酬報，這一年的夏季，我居然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裡佔取了一席。到了秋季始業的時候，哥哥因為一年的考察期將滿，準備回國來覆命，我也從他們的家裡，遷到了學校附近的宿店。於八月底邊，送他們上了歸國的火車，領到了第一次的自己的官費，我就和家庭，和戚屬，永久地斷絕了連絡。從此野馬韁弛，風箏線斷，一生中潦倒飄浮，變成了一隻沒有舵楫的孤舟，計算起時日來，大約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差不多是在同一的時候。

雪夜──自傳之一章

　　　　　　（日本國情的記述）

　　日本的文化，雖則缺乏獨創性，但她的模仿，卻是富有創造的意義的；禮教仿中國，政治法律軍事以及教育等設施法德國，生產事業泛效歐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種輕生愛國，耐勞持久的國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雖則不深，可枝葉卻張得極茂，發明發見等創舉雖則絕無，而進步卻來得很快。我在那裡留學的時候，明治的一代，已經完成了它的維新的工作；老樹上接上了青枝，舊囊裝入了新酒，渾成圓熟，差不多絲毫的破綻都看不出來了；新興國家的氣象，原屬雄偉，新興國民的舉止，原也豁蕩，但對於奄奄一息的我們這東方古國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國文化落伍的中國留學生，卻終於是一種絕大的威脅。說侮辱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對，不過咎由自取，還是說得含蓄一點叫作威脅的好。

　　只在小安逸裡醉生夢死，小圈子裡奪利爭權的黃帝之子孫，若要教他領悟一下國家的觀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國領土以外的無論哪一國去住上兩三年。印度民族的曉得反英，高麗民族的曉得抗日，就因為他們的祖國，都變成了外國的緣故。有知識的中上流日本國民，對中國留學生，原也在十分的籠絡；但笑裡藏刀，深感著「不及錯覺」的我們這些神經過敏的青年，胸懷哪裡能夠坦白到像現在當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樣；至於無知識的中下流──這一流當然是國民中的最大多數──大和民種，則老實不客氣，在態度上言語上舉動上處處都直叫出來在說：「你們這些劣等民族，亡國賤種，到我們這管理你們的大日本帝國來做什麼！」簡直是最有成績的對於中國人使瞭解國家觀念的高等教師了。

　　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裡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偉大與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中國的運命，與夫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歷程。而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凌，感覺得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剎那。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愛的；她們歷代所受的，自從開國到如今，都是順從男子的教育。並且因為向來人口不繁，衣飾起居簡陋的結果，一般女子對於守身的觀念，也沒有像我們中國那麼的固執。又加以纏足深居等習慣毫無，操勞工作，出入里巷，行動都和男子無差；所以身體大抵總長得肥碩完美，決沒有臨風弱柳，瘦似黃花等的病貌。更兼島上火山礦泉獨多，水分富含異質，因而關東西靠山一帶的女人，皮色滑膩通明，細白得像似瓷體；至如東北內地雪國裡的嬌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稱，她們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說了。所以諳熟了日本的言語風習，謀得了自己獨立的經濟來源，揖別了血族相連的親戚弟兄，獨自一個在東京住定以後，於旅舍寒燈的底下，或街頭漫步的時候，最惱亂我的心靈的，是男女兩性的種種牽引，以及國際地位落後的大悲哀。

　　兩性解放的新時代，早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尤其是知識階級，學生群眾──裡到來了。當時的名女優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輩的妖艷的照相，化裝之前的半裸體的照相，婦女畫報上的淑女名姝的記載，東京聞人的姬妾的艷聞等等，凡足以挑動青年心理的一切對象與事件，在這一個世紀末的過渡時代裡，來得特別的多，特別的雜，伊孛生的問題劇，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自然主義派文人的醜惡暴露論，富於刺激性的社會主義兩性觀，凡這些問題，一時竟如潮水似地殺到了東京，而我這一個靈魂潔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堅的異鄉遊子，便成了這洪潮上的泡沫，兩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擠，渦旋，淹沒，與消沉。

　　當時的東京，除了幾個著名的大公園，以及淺草附近的娛樂場外，在市內小石川區的有一座植物園，在市外武藏野的有一個井之頭公園，是比較高尚清幽的園遊勝地；在那裡有的是四時不斷的花草，青蔥欲滴的列樹，涓涓不息的清流，和討人歡喜的馴獸與珍禽。你若於風和日暖的春初，或天高氣爽的秋晚，去閒行獨步，總能遇到些年齡相並的良家少女，在那裡採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們去攀談，她們總一例地來酬應；大家談著，笑著，草地上躺著，吃吃帶來的糖果之類，像在夢裡，也像在醉後，不知不覺，一日的光陰，會箭也似的飛度過去。而當這樣的一度會合之後，有時或竟在會合的當中，從歡樂的絕頂，你每會立時掉入到絕望的深淵底裡去。這些無邪的少女，這些絕對服從男子的麗質，她們原都是受過父兄的薰陶的，一聽到了弱國的支那兩字，哪裡還能夠維持她們的常態，保留她們的人對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裡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裡心裡，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像不出來的。

　　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裡住滿了一年，像上面所說過的那種強烈的刺激，不知受盡了多少次，我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乙卯）的秋天，離開東京，上日本西部的那個商業都會名古屋去進第八高等學校的時候，心裡真充滿了無限的悲涼與無限的咒詛；對於兩三年前曾經抱了熱望，高高興興地投入到她懷裡去的這異國的首都，真想第二次不再來見她的面。

　　名古屋的高等學校，在離開街市中心有兩三里地遠的東鄉區域。到了這一區中國留學生比較得少的鄉下地方，所受的日本國民的輕視虐待，雖則減少了些，但因為二十歲的青春，正在我的體內發育伸張，所以性的苦悶，也昂進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是在這一年的寒假考考了之後，關西的一帶，接連下了兩天大雪。我一個人住在被厚雪封鎖住的鄉間，覺得怎麼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還在飛舞著的午後，踏上了東海道線開往東京去的客車。在孤冷的客車裡喝了幾瓶熱酒，看看四面並沒有認識我的面目的旅人，膽子忽而放大了，於到了夜半停車的一個小驛的時候，我竟同被惡魔纏附著的人一樣，飄飄然跳下了車廂。日本的妓館，本來是到處都有的；但一則因為怕被熟人的看見，再則慮有病毒的糾纏，所以我一直到這時候為止，終於只在想像裡冒險，不敢輕易的上場去試一試過。這時候可不同了，人地既極生疏，時間又到了夜半；幾陣寒風和一天雪片，把我那已經喝了幾瓶酒後的熱血，更激高了許多度數。踏出車站，跳上人力車座，我把圍巾向臉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嚨叫車伕直拉我到妓廓的高樓上去。

　　受了龜兒鴇母的一陣歡迎，選定了一個肥白高壯的花魁賣婦，這一晚坐到深更，於狂歌大飲之餘，我竟把我的童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來，在錦被裡伸手觸著了那一個溫軟的肉體，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癡亂的狂態，我正如在大熱的伏天，當頭被潑上了一身冰水。那個無知的少女，還是袒露著全身，朝天酣睡在那裡；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陽光反射的結果，照得那一間八席大的房間，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頭邊上那些散亂著的粉紅櫻紙，竟不由自主地流出來了兩條眼淚。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遠志，我的對國家所抱負的熱情，現在還有些什麼？還有些什麼呢？」

　　心裡一陣悔恨，眼睛裡就更是一陣熱淚；披上了妓館裡的縕袍，斜靠起了上半身的身體，這樣的悔著呆著，一邊也不斷的暗泣著，我真不知坐盡了多少的時間；直到那位女郎醒來，陪我去洗了澡回來，又喝了幾杯熱酒之後，方才回復了平時的心狀。三個鐘頭之後，皺著長眉，靠著車窗，在向御殿場一帶的高原雪地裡行車的時候，我的腦裡已經起了一種從前所絕不曾有過的波浪，似乎在昨天的短短一夜之中，有誰來把我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換了。

　　「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獄，哪見佛性，人生原是一個複雜的迷宮。」

　　這就是我當時混亂的一團思想的翻譯。

　　　　一九三六年一月末日

　　　　（原載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宇宙風》半月刊第十一期）

懷魯迅

　　真是晴天的霹靂，在南台的宴會席上，忽而聽到了魯迅的死！

　　發出了幾通電報，會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遇見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沉鬱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明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歎，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的死的彼岸，還照耀著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魯迅的靈柩，在夜陰裡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卻出現了一片微紅的新月。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

　　去年的今日，魯迅先生病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大陸新村，當時我在福州，驟接訃電，真有點半信半疑。匆忙趕到上海，在萬國殯儀館瞻拜遺容之後，一腔熱淚，才流了個痛快。因為當時情緒太緊張，而紀念魯迅先生的文字也很多，所以一時並沒有寫什麼東西。其後和景宋女士以及幾位先生的老友討論先生身後等問題，頭腦現實化了，所以也寫不出什麼紀念的文字。魯迅先生的思想、人格、文字，實在太深沉廣博了。要想寫他的評傳，真也有點兒不容易。譬如一座高山，近瞻遙矚，面面不同，寫出了此，就不免遺漏到彼；所以自從先生故後，雖老在打算寫點關於他的紀錄，但終於不能成功。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他相交，前後有二十年之久，有些情形，太習熟了，若想學高爾基記托爾斯泰那麼的章法來寫，一時又覺瑣憶叢集，剔抉為難。因此種種，所以只能把這事情暫時擱起，打算等到我晚年的暇日，再來細細的回憶，慢慢的推敲。

　　先生逝世一週年日，同人等已於救亡協會成立之時，開過一個小小的紀念會；大家都以為紀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賡續先生的遺志，拚命地去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及黑暗勢力奮鬥。現在，先生遺志的一部分，已經實現了，就是對侵略者，我們已予以打擊；可是黑暗勢力所產生的漢奸們，還在我們的後方，跳梁顯丑。紀念先哲，務須達到徹底完成遺志的目的，方能罷手；我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把暴日各軍閥以及漢奸們的頭顱，全部割來，擺在先生的墳前，作一次轟轟烈烈的民族的血祭。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

　　　　（原載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福州《小民報．怒吼》）

回憶魯迅

　　【序言】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裡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裡，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裡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以後，正是報館裡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面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徵；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弔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熱鬧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則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餘閒，寫一個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　　◇

　　和魯迅第一次的相見，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對於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面貌連合起來，記在心裡──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兒胡同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裡。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彷彿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鐘。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面，正當胡同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裡長著三四株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裡當僉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裡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只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閒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鬍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裡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櫥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只有一方硯瓦，上面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髮胡同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舍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面還帶著了笑容。

　　※※※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制性慾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亦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

　　數年前，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後面西三條的小房子裡，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裡，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制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城門內巡捕廳胡同的老宅裡。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裡，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於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歷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後，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裡聽到了。原因很複雜，而旁人終於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麼。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與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裡的。這一所大房子，系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後，加以修繕，他們弟兄和老太太就統在那裡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後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胡同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後不久的期間。

　　據鳳舉他們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現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作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後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的。

　　※※※

　　這時候的教育部，薪水只發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辦的，所以魯迅很有功夫教書，編講義，寫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孫伏園氏拿去，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教書是除北大外，還兼任著師大。

　　有一次，在魯迅那裡閒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麼？他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台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說雖則這樣的說，但做到無論什麼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

　　至於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麼久，可是他終於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他對於唱戲聽戲的經驗，始終只限於紹興的社戲，高腔，亂彈，目連戲等，最多也只聽到了徽班。阿Q 所唱的那句「手執鋼鞭將你打」，就是亂彈班《龍虎鬥》裡的句子，是趙玄壇唱的。

　　對於目連戲，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裡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經舉出不少的實例，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於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過。說這一段話時，我記得《月夜》的著者，川島兄也在座上，我們曾經大笑過的。

　　後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贊成。並且很幽默的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麼？」

　　※※※

　　孫伏園氏在晨報社，為了魯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戀愛的詩，與劉勉己氏鬧反了臉。魯迅的學生李小峰就與伏園聯合起來，出了《語絲》。投稿者除上述的諸位之外，還有林語堂氏，在國外的劉半農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卻是《語絲》的中心。而每次語絲社中人敘會吃飯的時候，魯迅總不出席，因為不願與周作人氏遇到的緣故。因此，在這一兩年中，魯迅在社交界，始終沒有露一露臉。無論什麼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

　　※※※

　　魯迅的對於後進的提拔，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語絲》發刊以後，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於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於沉鐘社的幾位，對於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項。就是對於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後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惟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還有當時在北大唸書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

　　※※※

　　魯迅和景宋女士（許廣平）的認識，是當他在北京（那時北平還叫做北京）女師大教書的中間，前後經過《兩地書》裡已經記載得很詳細，此地可以不必說。但他和許女士的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前，章士釗做教育總長，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

　　魯迅是向來喜歡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釗的橫行不法，又兼自己還是這學校的講師，所以，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的時候，他就和許季弗，沈兼士，馬幼漁等一道起來反對。當時的魯迅，還是教育部的僉事，故而總長的章士釗也就下令將他撤職。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釗，提起行政訴訟，一面就在《語絲》上攻擊《現代評論》的為虎作倀，尤以對陳源（通伯）教授為最烈。

　　《現代評論》的一批幹部，都是英國留學生；而其中像周鯁生，皮宗石，王世傑等，卻是兩湖人。他們和章士釗，在同到過英國的一點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點上，都不得不幫教育部的忙。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度，攻擊《現代評論》的受賄賂，這一時候他的雜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熱意的妙筆。在這一個壓迫和反抗，正義和暴力的爭鬥之中，他與許廣平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

　　在這前後，我和他見面的次數並不多，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上武昌師範大學文科去教書了，可是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後，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度說：

　　「人家說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卻以為在打槍傷老虎，在扮演周處或武松。」

　　這句話真說得我高笑了起來。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認識，以及有什麼來往，我卻還一點兒也不曾曉得。

　　直到兩年（？）之後，他因和林文慶博士鬧意見，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完飯後，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誡親屬似的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

　　「密斯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裡，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

　　從此之後，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雲里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裡。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士，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只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麼？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只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克夫人著的小說《模範紳士約翰哈里法克斯》；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John Halifax Gentleman。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實的一位模範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Inferiority　Complex （不及錯覺）心理出發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

　　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裡去摸出一支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裡抽出一支，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裡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麼牌。

　　他對於煙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於酒，他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並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裡喝過白乾；到了上海之後，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

　　愛護他，關心他的健康無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問我：「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麼酒好？」我當然答以黃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卻說，他喝黃酒時，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來她在給他喝五加皮。並且說，因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時拔開，好教消散一點酒氣，變得淡些。

　　在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為魯迅犧牲的偉大精神來；仔細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淚的，但我當時卻笑了，笑她的太沒有對於酒的知識。當然她原也曉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學常識，可是愛人愛得過分時，常識也往往會被熱摯的真情，掩蔽下去。我於講完了量與質的問題，講完了酒精成份的比較問題之後，就勸她，以後，頂好是給周先生以好的陳黃酒喝，否則還是喝啤酒。

　　這一段談話後不久，忽而有一天，魯迅送了我兩瓶十多年陳的紹興黃酒，說是一位紹興同鄉，帶出來送他的。我這才放了心，相信以後他總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於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請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的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於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離開廈門大學之後，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衝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後；並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後亦曾在廣州閒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於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後，在廣州閒住的半年那一節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一隻雄雞，在和對方呆鬥。這呆鬥的方式，並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後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哪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裡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幸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的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於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閒住了半年之後，對方的注意力有點鬆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於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裡，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鬆一著，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於這一點，我也曾再三的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因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瞭。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了他們，而真理愈得闡發。他們的成名，是煙火似的一時的現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邨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裡可以不必再說。

　　此外還有些並不對他攻擊，而亦受了他的筆伐的人，如張若谷、曾今可等；他對於他們，在酒興濃溢的時候，老笑著對我說：

　　「我對他們也並沒有什麼仇。但因為他們是代表惡勢力的緣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們卻做了活的風車。」

　　關於堂．克蓄德這一名詞，也是錢杏邨他們奉贈給他的。他對這名詞並不嫌惡，反而是很喜歡的樣子。同樣在有一時候，葉靈鳳引用了蘇俄譏高爾基的畫來罵他，說他是「陰陽面的老人」，他也時常笑著說：「他們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當不起。」

　　※※※

　　創造社和魯迅的糾葛，係開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評，後來一直地繼續到了創造社的被封時為止。

　　魯迅對創造社，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在各雜文裡；但根底卻並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和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於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遊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衝突。

　　後來，創造社因被王獨清挑撥離間，分成了派別，我因一時感情作用，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在當時，一批幼稚病的創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獨清等的煽動，與太陽社聯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軌，所以才和他計劃出了《奔流》這一個雜誌。

　　《奔流》的出版，並不是想和他們對抗，用意是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

　　當編《奔流》的這一段時期，我以為是魯迅的一生之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

　　在這一年當中，魯迅的介紹左聯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步工作，才開始立下了系統。而他的後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一個時期裡定下來的。

　　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裡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媒介。不過，左聯成立之後，我卻並不願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於這些工作的，我對於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願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成立之後，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的宣佈了辭職。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著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救，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

　　※※※

　　魯迅的熱心於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說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卻外邊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後來卻用攻擊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還是彰明顯著的事實，而另外還有些「挑了一擔同情來到魯迅那裡，強迫他出很高的代價」的故事，外邊的人，卻大抵都不曉得了。在這裡，我只舉一個例：

　　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青年的學生，因平時被魯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魯迅當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雲里那一所三層樓的弄堂房子裡。但這一位青年，誤解了魯迅的意思，以為他沒有兒子──當時海嬰還沒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約總是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兒子的意思。後來，他又去找一位女朋友來同住，意思是為魯迅當兒媳婦的。可是，兩人坐食在魯迅的家裡，零用衣飾之類，魯迅當然是供給不了的；於是這一位自定的魯迅的子嗣，就發生了很大的不滿，要求魯迅，一定要為他謀一出路。

　　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教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那麼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複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後，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著哩！

　　※※※

　　民國十八年以後，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鬥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裡，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業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舖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請求保釋的局面。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後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於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於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並且對於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於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幹才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於校對，集稿，算發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塗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裡去翻弄他的書本雜誌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著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著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的，然後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得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裡搗亂，翻看書裡的插畫。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後，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裡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裡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於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後，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裡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後，和魯迅、啟明及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的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然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賬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賬，往往不十分清爽。

　　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賬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賬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出的托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來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的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面，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系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於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變青，從坐位裡站了起來，大聲的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只有我起來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當時寄居在美國的語堂耳裡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言發來的。

　　※※※

　　魯迅住的景雲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藥，後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裡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閒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佈暴敵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里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得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裡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里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裡，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是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絕端的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於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係，他在旅館裡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他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應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裡，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搾得連褲子都沒有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裡，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系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敵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姦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身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裡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裡，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後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胡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裡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裡反對，絕對不准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同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它，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裡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福建，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裡存著，現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裡，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志摩在回憶裡

　　　　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

　　　　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

　　　　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挽志摩的輓聯。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係，我只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適合他身份的死。

　　做輓聯我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處不勝寒」，「猶是深閨夢裡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適當的上下對，所以只成了上舉的一聯。這輓聯的好壞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適合於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雞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萬國殯儀館中，當日來弔的許多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至於哀輓詩詞的工與不工，那卻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志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麼怎麼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記憶裡的志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與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離開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所以在宿舍裡，在課堂上，我只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蜷伏著，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態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裡，卻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面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的小孩子。我當時自己當然總也還是一個小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裡卻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真生得奇怪」，彷彿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面上也已經滿示著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裡猜來，彷彿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裡，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著，高笑著，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卻終於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巴小，戴著金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裡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著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卻總是分數得最多的一個。

　　像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麼密切一點的關係；後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年假之後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為了什麼，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從此之後，一別十餘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於沒有遇到的機會。雖則在異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為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裡；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後，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圖書館裡遇見了志摩。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卻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並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態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為歷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鍛煉成了一個長於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後，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面。他的善於座談，敏於交際，長於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霉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只教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後，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卻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後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遊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為國際的。於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積多了起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後，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後的落葉。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乃復在歧路上徘徊著，苦悶著，而終於尋不到出路。是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志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

　　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裡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賚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戈爾回印度的船係定在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裡立著──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

　　「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為太戈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裡是不十分快活的；並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志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著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別的低。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後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後，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可是一則因為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為他跑來跑去的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時候也並不多。今年的暑假後，他於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頭一天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裡。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時的杭州。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闖到了他的寓裡。

　　那一天晚上，因為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裡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後會才茲分散。但第二天我沒有去，於是就永久失去了見他的機會了，因為他的靈柩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殮好了來的。

　　文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一種是像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葉賽寧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歷，他個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後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弔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

　　〔附記〕上面的一篇回憶寫完之後，我想想，想想，又在陳先生代做的輓聯裡加入了一點事實，綴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詩，廿年舊友，

　　　　與君同是天涯，只為佳人難再得。

　　　　一聲河滿，九點齊煙，

　　　　化鶴重歸華表，應愁高處不勝寒。

懷四十歲的志摩

　　眼睛一眨，志摩去世，已經交五年了；在上海那一天陰晦的早晨的凶報，福煦路上遺宅裡的倉皇顛倒的情形，以及其後靈柩的迎來，弔奠的開始，屍骨的爭奪，和無理解的葬事的經營等情狀，都還在我的目前，彷彿是今天早晨或昨天的事情。志摩落葬之後，我因為不願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見面，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去墓前傾一杯酒，獻一朵花；但推想起來，墓木縱不可拱，總也已經宿草盈阡了罷？志摩有靈，當能諒我這故意的疏懶！

　　綜志摩的一生，除他在海外的幾年不算外，自從中學入學起直到他的死後為止，我是他的命運的熱烈的同情旁觀者；當他死的時候，和許多朋友夾在一道，曾經含淚寫過一篇極簡略的短文，現在時間已經經過了五年，回想起來，覺得對他的餘情還有許多鬱蓄在我的胸中。僅僅一個空泛的友人，對他尚且如此，生前和他有更深的交誼的許多女友，傷感的程度自然可以不必說了，志摩真是一個淘氣，討愛，能使你永久不會忘懷的頑皮孩子！

　　稱他作孩子，或者有人會說我賣老，其實我也不過是他的同年生，生日也許比他還後幾日，不過他所給我的卻是一個永不會老的新鮮活潑的孩子的印象。

　　志摩生前，最為人所誤解，而實際也許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顧一切，帶有激烈的燃燒性的熱情。這熱情一經激發，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勢非至於將宇宙都燒成赤地不可。發而為詩，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燦爛迷人的七寶樓台，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國的新詩史上。以之處世，毛病就出來了，他的對人對物的一身熱戀，就使他失歡於父母，得罪於社會，甚而至於還不得不遺詬於死後。他和小曼的一段濃情，在他的詩裡，日記裡，書簡裡，隨處都可以看得出來；若在進步的社會裡，有理解的社會裡，這一種事情，豈不是千古的美談？忠厚柔艷如小曼，熱烈誠摯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哪裡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哪裡還顧得到宗法家風？當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際社會裡成話柄的時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純真與小曼的勇敢，到了無以復加。記得有一次在來今雨軒吃飯的席上，曾有人問起我以對這事的意見，我就學了「三劍客」影片裡的一句話回答他：「假使我馬上要死的話，在我死的前頭，我就只想做一篇偉大的史詩，來頌美志摩和小曼。」

　　情熱的人，當然是不能取悅於社會，周旋於家室，更或至於不善用這熱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幾年的那一種窮狀，那一種變遷，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許多男女友人，當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實在是我們的社會，尤其是那一種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緣故，終至於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覺得可惜的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後──他死的時候是三十六歲──正是壯盛到絕頂的黃金時代。他若不死，到現在為止，五六年間，大約我們又可以多讀到許多詩樣的散文，詩樣的小說，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傑作──《詩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這一部未完的傑作，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處卻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當時，就有人說，志摩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和美人一樣，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又和拜倫，雪萊的死法一樣，確是最適合他身份的死。若把這話拿來作自慰之辭，原也有幾分真理含著，我卻終覺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故的發生，雖說是偶然的結果，但我們若一追究他的所以不得不遭逢這慘事的原因，那我在前面說過的一句話，「是無理解的社會逼死了他」，就成立了。我們所處的社會，真是一個如何狹量，險惡，無情的社會！不是身處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無從知道的。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在志摩的死後，再來替他打抱不平，也是徒勞的事情。所以這次當志摩四十歲的誕辰，我想最好還是做一點實際的工作來紀念他，較為適當；小曼已經有編纂他的全集的意思了，這原是紀念志摩的辦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學獎金的設定，和他有關的公共機關裡紀念碑胸像的建立，志摩圖書館的發起，以及志摩傳記的編撰等等，也是都可以由我們後死的友人，來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時勢的混亂，當這一個國難的關頭，要來提倡尊重詩人，是違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淺薄，現在有些活著的友人，一旦鑽營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擠詆毀，誣陷壓迫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文人，對於死者那更加可以不必說了。「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悼弔志摩，或者也就是變相的自悼罷！

光慈的晚年

　　記得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上海才第一次和光赤相見。在以前也許是看見他過了，但他給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終於想不起來。那時候他剛從俄國回來，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說得一口抑揚很清晰的普通話；身材高大，相貌也並不惡，戴在那裡的一副細邊近視眼鏡，卻使他那一種紳士的態度，發揮得更有神氣。當時我們所談的，那是些關於蘇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蘇俄的文化設施等事情。因為創造社出版部，正在草創經營的開始，所以我們很想多拉幾位新的朋友進來，來加添一點力量。

　　光赤的態度談吐，大約是受了西歐的文學家的影響的；說起話來，總有絕大的抱負，不遜的語氣；而當時的他卻還沒有寫成過一篇正式的東西；因此，創造社出版部的幾位新進作家，在那時候著實有些鄙視他的傾向。正在這個時候，廣州中山大學，以厚重的薪金和誠懇的禮貌，來聘我們去文科教書了。

　　臨行的時候，我們本來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則因為廣州的情形不明，二則因為要和我們一道去的人數過多，所以只留了一個後約，我們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廣州，前後約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創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塗了；於是在廣州的幾位同人，就公決教我犧牲了個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來整理出版部的事務。那時候的中山大學校長，是現在正在提倡唸經禮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為要辭去中山大學的職務，曾和戴校長及朱副校長騮先，費去了不少的唇舌，這些事情和光赤無關，所以此地可以不說；總之一九二七年後，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後，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見面的機會。

　　那時候的創造社出版部，是在閘北三德里的一間兩開間的房子裡面，光赤也住在近邊的租界裡；有時候他常來吃飯，有時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裡的許多新進作家，對他的態度，還是同前兩年一樣，而光赤的一冊詩集和一冊《少年飄泊者》，卻已在亞東出版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革命文學普羅文學，還沒有現在那麼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風，大為一般人所不滿。他出了那兩冊書後，文壇上竟一點兒影響也沒有，和我談起，他老是滿肚皮的不平。我於一方面安慰激勵他外，一方面便促他用盡苦心，寫幾篇有力量的小說出來，以證他自己的實力。不久之後，他就在我編的《創造月刊》第一期上發表了《鴨綠江上》，這一篇可以說是他後期的諸作品的先驅。

　　革命軍到上海之後國共分家，思想起了熱烈的衝突，從實際革命工作裡被放逐出來的一班左傾青年，都轉向文化運動的一方面來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後，普羅文學就執了中國文壇的牛耳，光赤的讀者崇拜者，也在這兩年裡突然增加了起來。

　　在一九二七年裡我替他介紹給北新的一冊詩集《戰鼓》，一直捱到了一九二九年方才出版；同時他的那部《衝出雲圍的月亮》，在出版的當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這一個熱鬧的時候，左翼文壇裡卻發生了一種極不幸的內哄，就是文壇Hegemony➀的爭奪戰爭。光赤領導了一班不滿意於創造社並魯迅的青年，另樹了一幟，組成了太陽社的團體，在和創造社與魯迅爭鬥理論。我既與創造社脫離了關係，也就不再做什麼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們便也無形中失去了見面談心的良會。

　　在這當中，白色恐怖瀰漫了全國，甚至於光赤的這個名字，都覺得有點危險，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蔣光慈的小說，接連又出了五六種之多，銷路的迅速，依舊和一九二九年末期一樣。其後我雖則不大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但在旅行中，在鄉村裡所聽到的關於他的消息，也著實不少。我聽見說，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聽見說，他和吳似鴻女士結婚了；我聽見說，他的小說譯成俄文了。聽到了這許許多多的好消息後，我正在為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學的成功，但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頭，遇著了清瘦得不堪，說話時老在喘著氣的他。

　　他告訴我說，近來病得很厲害，幾本好銷的書，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艱難。他又說，近來對於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覺得做人真沒趣得很。我們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館裡，坐著談著，竟談盡了一個下午。因為他說及了生活的艱難，所以我就為他介紹了中華書局的翻譯工作。當時中華書局正通過了一個建議，仿英國Bohns　Library➁例，想將世界各國的標準文學作品，無論已譯未譯的，都請靠得住的譯者，直接從原文來翻譯一道。

　　從這一回見面之後，我因為常在江浙內地裡閒居，不大在上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纏綿不斷地繞住了他，所以一別經年，以後終究沒有再和他談一次的日子了。

　　在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從杭州經過，聽說他在西湖廣化寺養病，但當我聽到了這消息之後，馬上向廣化寺去尋他，則寺裡的人，都說他沒有來過，大家也不曉得他是住在哪一個寺裡的。入秋之後，我不知又在哪一處鄉下住了一個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瀟瀟的晚上，有人來說蔣光慈已經去世了。

　　吳似鴻女士，我從前是不大認識的，後來聽到了光慈的訃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幾句唁辭；可是依那傳信的人說來，吳女士當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發生了意見，臨終時是不在他的病床之側的。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在總商會演宣傳反帝抗日的話劇的時候，我才遇到了吳女士。當時因為人多不便談話，所以只匆匆說了幾句處置光慈所藏的遺書（俄文書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沒有深談。其後在田漢先生處，屢次和吳女士相見，我才從吳女士的口裡，聽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據吳女士談，光慈的為人，卻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舊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具有良妻賢母的資格，能料理家務，終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閨房裡伴他著書的女性。「這，」吳女士說，「這，我卻辦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見相左的地方。」我於認識了吳女士之後，又聽到了她的這一段意見，平心靜氣地一想，覺得吳女士的行為，也的確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當光慈作古的前後，我所聽到的許多責備吳女士的說話，到此才曉得是吳女士的冤罪。

　　又聽一位當光慈病歿時，陪侍在側的青年之所說，則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要比身體上的打擊，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從事於文藝工作的同時代者，都不能對他有相當的尊敬。對於他的許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並且時常還有鄙薄的情勢，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鬱鬱，老沒有一日開暢的日子。此外則黨和他們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遺恨無窮的大事，到了病篤的時候，偶一談及，他還在短歎長吁，訴說大家的不瞭解他。

　　說到了這一層，我自己的確也不得不感到許多歉仄；因為對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總覺得光慈的作品，還不是真正的普羅文學，他的那種空想的無產階級的描寫，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寫實的新文學的讀者滿意的。這事情，我在他初期寫小說時，就和他爭論過好幾次；後來看到了他的作品的廣受歡迎，也就不再和他談論這些了；現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終身，憂鬱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裡頭真也覺得十分的難過。九原如可作，我倒很願意對死者之靈，撤回我當時對他所發的許多不客氣的批評，但這也不過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總而言之，光慈雖不是一個真正的普羅作家，但以他的熱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種抱負來寫作的東西，則將來一定是可以大成的無疑。無論如何，他的早死，究竟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損失。

　　　　※※※

　　➀英文，支配權，統治權。

　　➁波恩圖書館。

敬悼許地山先生

　　我和許地山先生的交誼並不深，所以想述說一點兩人間的往來，材料卻是很少。不過許先生的為人，他的治學精神，以及抗戰事起後，他的為國家民族盡瘁服役的諸種勞績，我是無時無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創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時候，記得是一個秋天的薄暮。

　　那時候他新從北京（那時還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剛在燕大畢業之後。他的一篇小說《命命鳥》，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大家對他都奉呈了最滿意的好評。他是寄寓在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近旁的鄭振鐸先生的家裡的。

　　當時，郭沫若、成仿吾兩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們和小說月報社在文學的主張上，雖則不合，有時也曾作過筆戰，可是我們對他們的友誼，卻仍舊是很好的。所以當工作的暇日，我們也時常往來，作些閒談。

　　在這一個短短的時期裡，我與許先生有了好幾次的會晤；但他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上幾句語後，就去找小孩子拋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對他當時的這一種小孩子脾氣，覺得很是奇怪；可是後來聽老舍他們談起了他，才知道這一種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

　　這已經是約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後，他去美國，去英國，去印度。回來後，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書。偶爾在集會上，也時時有了幾次見面的機會，不過終於因兩校地點的遠隔，我和他記不起有什麼特殊的同遊或會談的事情。

　　況且，自民國十四年以後，我就離開了北京，到武昌大學去教書了；雖則在其間也時時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時間總是很短，故而終於也沒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機會。

　　其後的十餘年，我的生活，因種種環境的關係，陷入了一個絕不規則的歷程，和這些舊日的朋友簡直是斷絕了往來。所以一直到接許先生的訃告為止，我卻想不起是在什麼地方，和他握過最後的一次手。因為這一次過香港而來星洲時，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書，但因為船期促迫，想去一訪而終未果。於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談的機會了。

　　對於他的身世，他的學殖，他的為國家盡力之處，論述的人，已經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說。我想特別一提的，是對於他的創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風，竟一變而為蒼勁堅實的寫實主義，卻很少有人說起。

　　他的一篇抗戰以後所寫的小說，叫作《鐵魚的鰓》，實在是這一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華僑週報》的初幾期上，特地為他轉載的原因，就是想對我們散處在南島的諸位寫作者，示以一種模範的意思。像這樣堅實細緻的小說，不但是在中國的小說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於一九四○年的英美短篇小說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並的作品。但可惜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竟為他其他方面的學術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這一方面的作品。要說到因他之死，而中國文化界所蒙受的損失是很大的話，我想從短少了一位創作天才的一點來說，這損失將更是不容易填補。

　　自己今年的年齡，也並不算老，但是回憶起來，對於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覺得太多了。輩份老一點的，如曾孟樸、魯迅、蔡孑民、馬君武諸先生，稍長於我的，如蔣百里、張季鸞諸先生，同年輩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蔣光慈的諸位，計算起來，在這十幾年的中間，哭過的友人，實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國的文人，何以一般總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齡？而外國的文人，如英國的哈代、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弗朗斯等，享壽都是在八十歲以上，這或者是和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有關的吧？我想在這一次追悼許地山先生的大會當中，提出一個口號來，要求一般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應該提高一點。因為死後的千言萬語，總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來得實際。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輓聯，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評，伯牛有疾如斯，

　　　　靈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

　　　　問人間何世，胡馬窺江未去，

　　　　明珠漏網，我為家國惜遺才。